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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後果和影響就不那麼輕鬆了。到後來，這種口誤成了大家一種心照不宣的禁忌。誰也不去渲染，可還是會在演練和平日的溝通中出現，然後是偷偷的一身冷汗。雖然在最後的直播中，我和其他同事都沒有這樣的口誤，但這種口誤我相信在參加報道的很多同事心裡都曾留下陰影。想起來會笑，可笑中還是會有些後怕吧！
構成這種緊張因素的事情還有很多。有一次演練，我們一位記者在車上拍演練畫面，但在過海關時，忘了下車，結果隨車隊進了香港，他沒有相關的證件，一個小的失誤又釀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關扣留，在香港海關待了近十個小時後，被接回，我們見到他時，臉色都很難看。他的臉色不好是因為事發突然加上近十個小時的“半囚禁”，而我們臉色不好是因為我們更加感覺到，這次報道中無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險係數就大，一個小小的失誤都可能造成不良後果。
如果一味緊張下去，可能還沒報道呢，自己就已經把心臟病嚇出來了。於是精心地準備和同伴之間的扶持就成了一種安慰劑。
其實剛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時間裡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因為我們評論部的絕大多數同事都在香港。我手裡拿的是多次往返護照，因工作我好幾次趕去香港，但都只待了一天就跑回深圳。並不是香港對我沒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們都很忙，都有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壓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溝通的機會，我也不想多打擾他們，事辦完了趕緊往回跑。回到深圳一種失落感就會加深。夥伴們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軍奮戰，心中的感覺自然不好。在深圳我是和其他部門尤其是軍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並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時候，那種遠離大部隊的孤單感當然會有。這也是加重緊張心理的部分之一。
往後大家熟了，日子就好過得多，加上負責海軍報道的張恆、負責空軍報道的劉愛民都是我們部內人士，大家時常見面，趁閒的時候，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緊張心情分擔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覺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我緊密合作的編導兼攝像——軍事部的譚湘江。這位拍過《望長城》《大三峽》的“大腕級電視人”，在我們合作的二十多天時間裡，樂天的性格加上對情況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醫生，他可能感覺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說的。
從忙碌中忘掉緊張，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時間裡，我一方面為直播做著內容準備，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透過各種方式調適自己面對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