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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客廳裡女桌上坐。興邦拉著志強跟他耳語，“比以前更漂亮了！就是還沒找物件，也不知道再等誰！”
志強眼一瞪，“不要吃著碗裡看著鍋裡的，撐死個眼，餓死個……”
翟柏濤跟龍雲打招呼，“來老弟，坐我旁邊，都是一幫毛頭小子，咱倆還能說說話。”
龍雲也沒客套一屁股坐到了翟柏濤旁邊。翟柏濤早年判斷很對，他龍雲當了一輩子教授，也沒領到一個研究課題，脾氣耿直的他臨到退休硬是沒跟校領導提過一個字。
院裡八個老爺們，一箱杏花村酒差不多了。餘明和興邦把一桌酒都滿上。翟柏濤看著齊刷刷的二代人很感慨。
“你們都大了，也算初有成就，只要堅持下去，走光明大道，肯定會有遠大的前途，讓我們舉杯為了明天干杯！”
“為明天干杯！”
酒一下肚，氣氛就更熱烈了。傳家要老姑父談談對經濟政策回潮的看法。翟柏濤放下了酒杯，講了這樣一段話。
“不論是戰爭還是建設，我總結我們勝利的經驗就一條：我們既打游擊戰，更打戰役戰！
建國後我們的核心目標就一個：建設一個國強民富的強大國家，讓大家過上好日子。
和西方不同，我們更依賴政策治理國家。相比體制和法律，政策的特點就是以快打快，以變制變。我們決策者有較強的創造力，允許改變一些已有的規定來適應情況的變化，並在執行過程中不斷調整，應對高度的不確定性。各種戰術和手段我們都用，不管是傳統的、非傳統的，還是從國外借鑑的，只要可利用，就反覆嘗試。我們既主動出擊又迂迴調整，不斷檢驗和發現現狀的侷限，抓住每一個可能的機會使形勢向有利的方面轉變。
最終我們實踐出了一條路，發展有了突破口，它就在改革開放這個城牆口上。
1978年，鄧公訪問新加坡，在晚宴上向李光耀表示祝賀，李問他要祝賀什麼呢？鄧公說祝賀你們有一座美麗的城市，一座花園城市。李光耀回應說，你們完全可以做得比我們更好，因為我們是中國南方沒有土地的農民後代。你們有學者，有科學家，有專家。你們將比我們做得更好。
你想，新加坡，一個沒有天然資源的小島透過引進外國資本、管理、技術，能夠給人民創造美好的生活，我們當然有能力有條件做的更好，我們沒有理由做不好，真做不好，在座喝酒的每一位同志也無法理解。
鄧公返回國內後說服人民需要向世界開放經濟，要向世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