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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夔丞在上海法租界被抓，袁世凯得到消息后，立刻于3月27日召开会议，“与各国务员密议一切善后办法”，试图将应犯“解京办理”。[112]又命外交总长陆征祥往晤驻京法国公使康堆，提出“宋教仁被刺案关系南北意见”，“为泯除南北猜疑起见，拟将此案提京严讯，务期水落石出”。[113]袁世凯还通电各省征集意见，豫、晋、陕、滇、鄂、湘、川、粤八督均以“保存法权”为由，主张提京审办。[114]然而，江苏都督程德全和黄兴都主张将该案归上海讯办。舆论也质疑，洪、应都是中央任命的官吏，“平素常奔走于权贵之门”，“政府提归中央，实欲改易供词，消毁证据，以敷衍了事”。[115]同时，法、美、德、英各国公使提出“欲维持人道，保障租界治安，须在会审公堂审结”，“非水落石出时不能引渡”。[116]袁世凯这才不得不“决定将提京之议取消”。[117]迨应夔丞移交上海地方法庭审理后，由于处于国民党人监控之下，袁世凯难以下手，于是他在明知陈其美并非刺宋主谋的情况下，对应夔丞党徒为脱罪而采取的陷害陈其美之举，采取纵容乃至暗中支持策略，借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将舆论攻击矛头引向国民党人。[118]
对于赵秉钧，袁世凯动用心思最多。宋教仁被刺后，袁、赵二人都受到了攻击，而赵秉钧所受攻击尤重。为此，赵秉钧屡屡提出辞职，要求出庭与凶手对质，以自证清白。但对袁世凯而言，一方面担心赵秉钧出庭对质将暴露二人以非法手段倾陷政敌的阴谋；另一方面，一旦赵秉钧辞职，他就将失去“挡箭牌”，舆论对他的攻击就会加大。因此，他对赵秉钧辞职一次次予以拒绝，并力阻其出庭应讯。不仅如此，如前所述，袁世凯方面还制造了一个“血光党”事件，由一位名叫周予儆的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出面自首，诬陷黄兴派其在京组织暗杀机关，然后由京师地方检察厅移请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黄兴到案，作为对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的抵制。此种伎俩让张謇实在看不下去了，致函袁世凯道：“吾人深知周予觉、周予儆之诬扳与物证之虚造，于审讯之时必昭然大白于天下……国民数千年之特性，对于冤案无不感奋激昂，有同身受，于负人望者横被冤抑为尤然，传诸稗谣，被于闾巷，已成一般社会之心理。何苦故犯众怒，至于如此？”[119]
袁世凯的第三个策略，是想方设法纠合各派力量，对付国会内稍占优势的国民党人。
此种策略，早在刺宋案发生以前，袁世凯就已经在实施。刺宋发生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