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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答應了。
但是翌年元旦老白仍然出現在下崗職工的名單上,我不知道父親何以如此絕情,後來他們告訴我,農機廠其實已在籌備著破產,所有的職工都要下崗,誰先誰後根本就是無所謂的事情。他們告訴我:“你爹就是個混蛋。像你爹這樣的個個都是混蛋。”
我當然知道。
我還和小白見面,見面也談到老白下崗的事情,她從不埋怨我父親。她身上有一種很奇怪的品質,絕少會讓她去埋怨別人。她問我考哪所大學,我說憑我的爛成績,大概只能考考大專了。她說:“你考什麼學校我就考什麼學校。以後還能常見面。”
那年春節,我父親大年初一在廠裡值班。當時工廠停下,廠裡沒有人,我父親獨自在辦公室看過期的報紙。老白走了進來,他用一個痰盂套住了我父親的頭,用一把剔骨刀在他胸口紮了六刀。血濺得到處都是。行兇之後,他反穿著棉衣走出廠門。
他回到了家裡。幾乎是同時,廠裡的門衛發現了我父親的屍體,第一個電話是報警,第二個電話打到了我家。門衛不是心理醫生,他很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母親:“夏廠長被人殺了。”講完又添了一句,“老天有眼啊。”
很久以來,我一直無法理解老白。為什麼他要行兇殺人?下崗已成事實,殺人並不能改變什麼。但這個問題不如另一個問題更為費解:為什麼他要把一個痰盂套在我父親頭上?
是為了阻止我父親叫喊?
是為了讓我父親無法辨清方向?
是為了當年他把我父親從抽水馬桶裡拽出來?
無從考證。
老白成了英雄;我父親因為被殺而獲得了一筆保險賠償,夠我讀完大學;我母親於兩年後改嫁;我於一九九八年考取T市工學院,一九九九年的秋天,我在學校裡詫異地看到了小白,我們相對無語。
那個殺人之夜,我母親接到電話並癱倒在沙發上的時候,我猶不知事情的原委,只感到一陣寒意,預感到出了大事。這時有人敲門。我去開門,小白站在門口。
她告訴我:
“我爸爸把你爸爸殺了,剛才他跳樓自殺了。”
這是我對咖啡女孩講的最後一個故事。現在我回到了麥鄉,我不知道她在哪裡,我答應了要去找她,恐怕很難完成這個任務了。這個故事我對她說用一刻鐘的時間可以講完,事實上我講了很久很久,那天我從醫院把她送到火車站,整個路上我就在講這個故事,現在它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