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例證 (第2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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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脫，到伊登時代（1797年）已經只有65品脫，而到1808年時則只剩下60品脫了。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反雅各賓戰爭末期農業工人的狀況，在這次戰爭中，土地貴族、租地農場主、工廠主、商人、銀行家、交易所騎士、軍火商等等大發橫財。同時，一方面由於銀行券貶值，另一方面由於同銀行券貶值無關的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名義工資也提高了。但是工資的實際變動情況，用不著在這裡詳細論述，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濟貧法及其行政機關在1795年和1814年並沒有什麼變化。我們還記得這項法令在農村中是怎樣實施的，那就是由教區以救濟形式把名義工資補足到只夠工人勉強餬口的名義數額。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教區貼補的工資不足額之間的比率說明兩件事：第一，工資已經降到它的最低限額以下；第二，農業工人在何種程度上成了既是僱傭工人又是需要救濟的貧民，或者說，在何種程度上被變成了他所在的教區的農奴。我們選一個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況的郡來說吧。在北安普頓郡，1795年平均周工資是7先令6便士，一個6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36鎊12先令5便士，收入總額是29鎊18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6鎊14先令5便士。1814年，該郡周工資是12先令2便士，一個5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54鎊18先令4便士，收入總額是36鎊2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18鎊6先令4便士。可見，在1795年，不足額佔工資的1/4弱，而到1814年竟佔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這種情況下，伊登曾經在農業工人小屋中看到過的那種略感舒適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無影無蹤了。從此以後，在租地農場主飼養的各種牲畜中，工人這種會說話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壞和虐待得最殘酷的了。
這種狀況一直平靜無事地繼續下去，直到
“1830年斯溫暴動使我們〈即統治階級〉在燃燒著的麥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農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也象在工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一樣，充滿著貧困和燃燒著陰森的反叛的怒火”。
當時薩德勒曾在下院中給農業工人起了一個綽號，把他們叫做“白奴”，一個主教在上院也襲用了這個綽號。當時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愛·吉·威克菲爾德說：
“英格蘭南部的農業工人不是奴隸，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濟的貧民。”
穀物法臨廢除前的一段時期，進一步透露了農業工人的狀況。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