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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坐上警車前我給出版社打了個電話推遲會面，對方表示非常理解。
畢竟這裡是橫濱嘛，一個約好的人突然失約或者失聯很大機率只有一種可能——捲入街頭爭鬥不幸喪命。
還能接到電話證明足夠幸運，和幸運兒做生意一定不會賠本。
至少我是這樣認為。
眼看那倒黴小偷被抬上救護車，我把遺稿取出來抱緊，至於染血的無紡布袋子則交給警官們作為物證帶走。
既是受害者又是倖存者，當然跑不了被盤問。然而不管被問到什麼我都只有一種回答——“我不認識那個人”、“他戴了墨鏡看不見臉”、“沒有發生交談”、“太害怕了不記得”。
就算那位暗黑繫好心路人捂得跟絕症病人似的，警察先生們還是鎖定了他的身份：盤踞在港口的黑手黨成員。早已猜到答案，我從頭到尾閉緊嘴巴很是惜命。不管怎麼說那黑衣青年好歹饒過我，鑑於本地武裝社團的兇殘程度，我一點也不想給自己添麻煩把他或是他的同事再次召喚出來。
由於附近監控也沒能拍到詳細畫面，作為食物鏈底端草食動物的我在三個小時後被警官順手送到出版社門口。
人在橫濱飄嘛，這次沒死說不定下次就死了，既然還有機會就得儘快把約定好的事情先辦完。
接待我的是位個子矮小頭頂頗為荒漠化的中年男士，容我偷懶就喊他撒哈拉吧，貼合人物形象的名稱便於記憶。臨時工奉上白開水後撒哈拉問了幾個簡單問題，無非“稿子從哪裡來？”“寫稿子的人呢？”“多少字數，印多少本，需不需要僱傭工人校對？”以及“選擇哪種型別的裝幀。”
後面那些內容無一例外都牽涉到結算金額，事關錢的問題，撒哈拉顯得非常計較。他對於輸入法不把標點符號算作一個字的做法大為不滿，就好像我佔了多少便宜似的。
“我已經親自校對過了，也自行準備好電子檔，只需簡單調整排版佈局。包括插畫也是我畫的，作者很年輕，已經去世了，是我的友人。”我垂下眼睛，怕被對面過於強大的聖光閃花。
撒哈拉端水的手頓住，非常符合世俗風情的神來一筆：“恕我冒昧，究竟是您先生的遺稿還是您友人的遺稿？我似乎聽到了指代男性的代詞？”
“是友人不是先生。”我很有耐心的回答他：“我曾經得過他的幫助，可惜其人英年早逝，唯餘手稿數卷。想來如今除了我，大概也不會有太多人記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