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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我成了一個自由的囚徒，非親非故，無是無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慢慢的回憶和等待中。等待是對速度的嚮往。換言之，主觀和客觀都為我的寫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給潘教授的郵件中自豪地寫道：我相信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稿子，希望你閱後儘快給我回音……我是說盡快：一個帶著速度的詞，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駕馭著它從我們眼前一掠而過，灑下一路呼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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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教授的迴音姍姍來遲，而且嚴格地說，不是回應，而是報喪：潘老壽終，希望我去參加追悼會。我突然有點害怕，擔心是我的稿子——顧老講的故事——把他氣死的。話說回來，如果確鑿如此，我更應該去追悼。我沒有選擇，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訴我他父親正是在看我稿子的過程中突發心臟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貫的口吻，文質彬彬又帶著思辨的色彩對我這樣說：
“毋庸置疑，你的書稿是直接導致我父親去世的誘因，但不見得一定是被氣死的，父親在醫院裡躺了七天，其間多次想開口說話，終是一語未破，所以我們難以確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的。這也符合他的身份，帶著秘密離開我們。”
我感到無地自容，像害死了一個嬰兒，不知該如何謝罪。
潘教授非但不責怪我，反而主動寬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書面語言：“對一個已經九十幾歲高齡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臨的課題，甚至一個突發的噴嚏都可能讓他走。你起的作用無非就是一個噴嚏罷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麼心理負擔。我是父親唯一的子女，父親走了，我可以代表父親向你承諾，我們潘家人決不會追究你什麼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為你立字作據。”
之豁達，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便討好地向他表示：顧老說的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他可以儘管指出來，我會充分尊重他的意見。
錯！沒這回事。根本沒有。潘教授明確告訴我，父親走了，他什麼都不想說了。“不說不是無話可說，而是無需說。”潘教授說，“我相信父親的功過組織上自有定論，個人說什麼都是白說，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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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那代人的最後一個逝者，追悼會開得是足夠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職的特別單位七〇一專門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報紙上刊登了訃告，來弔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相當一級的領導，把規模和規格一下子擴大了，拔高了。
追悼會持續三天。第一天來參加弔唁的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