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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經濟因素是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佈局的根本，涉及知識、資本、基礎設施和勞動力等因素，企業主要從經濟成本和效率方面統籌運作。當前，印度結構性經濟改革阻力重重，土地、勞動力、基礎設施等構成的營商環境未根本改善，但改革帶來的社會動盪反而加劇。
2020年，莫迪政府欲出臺農業改革法案，引發全國範圍農民抗議活動，不得不叫停擱置。轉至印度的蘋果代工廠遭暴力打砸，暴露出印度製造業在勞動力資源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頑疾弊端。未來，拜登和莫迪的經濟政策更趨保守，“美國優先”與“印度製造”之間摩擦預期增多，美印貿易分歧可能進一步擴大。
與此同時，美國對印度的防務合作往往只是空口白話，並沒有給到實質性的幫助，這很有可能會讓印度最終無法獲取所有的技術支援。所以說，印度跟美國在經濟貿易以及國防軍事等傳統領域內的合作已經步入了“瓶頸階段”，而且雙方在關鍵技術以及新興科技領域裡的合作才剛剛開始就遇到了重重阻礙。
第三點，區域合作中的利益難以平衡。印度對於美國不斷加強同巴基斯坦之間的聯絡感到非常不滿，強烈要求美國能夠正視印度的安全問題，避免美國援助巴基斯坦的軍用物資最後被用來對抗印度，甚至還要求在跟美國共同釋出的聯合宣告當中譴責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行徑。
由於阿富汗問題羈絆及巴基斯坦地區影響力，美國南亞戰略無法全面倒向印度，仍將在印巴之間保持微妙平衡。在印巴持續對抗背景下，美國南亞政策呈現“技術性”搖擺，對巴基斯坦釋放的任何善意都會引起印度的不滿與質疑，侵蝕美印脆弱的戰略互信。
不僅如此，印度也對美國過多地干涉尼泊爾、馬爾地夫、孟加拉國這些南亞小國表示警惕，希望美國在發展同以上國家的關係的時候，可以全面考慮到印度的安全利益。
基於這種情況，印度一直以來都將南亞地區視為自身的“傳統勢力範圍”，對於美國進一步提升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持有明顯的消極態度。可以預見的是，兩國在南亞地區合作所引發的利益衝突將會長期存在。
第四點，國際舞臺上的立場難以達成一致。
美國試圖實現單極主導全球治理體系的目標，然而，印度則追求多極化格局。尤其是印度為了爭取成為“全球領導性大國”，採取了一系列行動，例如努力擠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加入核供應國集團以及發展與中俄等大國的關係等等。
印度是多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