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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上海对质，并以患病为由，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要求于所在地询问。其函云：
径启者……查暗杀宋教仁一案，前据洪述祖青岛“江电”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各节，已足证明秉钧与本案毫无关涉。即谓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证据中有秉钧致应夔丞、洪述祖函各一件，查致应函系发给密码电本一事，向例外省奉差人员，均得请用密电。应系长江巡缉长，故即照例发给，复恐藉此招摇，故又嘱其有电直达国务院，至公无私，已可概见。其致洪函，系答洪代应催询津贴一事。因应担任解散青、红两帮，曾由程都督电请中央，每月津贴二千元，及应派员领款，经秉钧饬查，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可稽，恐系大总统特允程都督电请之件，故函中有“应君领字〔子〕不甚接头，与总统说定后方好”语。词意显明，无难覆按，决不能据此两函，指为与本案有嫌疑之关系。故秉钧实无到厅候质之理，秉钧对于此项传票，当然可以拒绝。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且秉钧于宋案固无关系，而对于发给密码，及为请津贴两事，亦负有解释义务。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住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尚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请就秉钧所在地询问。相应函达贵厅转知上海地方检察厅知照可也。此致，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23]
程经世同时也呈递“声明理由书”，称洪、应所为与自己无关，拒绝出庭。[124]由于赵秉钧迟迟不到案，邹鲁等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要求赵秉钧在三日内答复“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质问书云：
上海检察厅长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二纸，请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分别代传关于宋案处嫌疑者之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到厅。乃事隔旬日，不见赵总理等到案。查《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人，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刑法》第二条：“本律对于凡在中华民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赵总理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谨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质问国务总理赵秉钧，请于三日内明白答复。[125]
上海《民权报》发表评论，批评赵秉钧为诬陷黄兴的“无赖贼”，认为“宋案中之赵秉钧，为共同造意犯，既抗传不到，又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