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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闻之误。按：刘子政博极群书，立言不苟，岂于经籍源流，本朝掌故，漫不深考，率以无据之辞着诸别录，而马季长、赵邠卿、王子雍之徒从而妄信之？此事理所必无。然则伏书既无太誓，而篇数又为二十九，其说颇不可通。于是，陈氏寿祺欲以书序当其一篇，而俞氏正燮、龚氏自珍则欲析康王之诰于顾命以当之。顾按诸旧闻，皆相乖剌。魏氏源又谓伏生所得与民间所献皆是太誓残本，此之所有或彼之所无，故可取为增补。然使伏书本有太誓，则民间所献即有可以增补之处，亦必不能谓太誓为后得。荣谓太誓后得充学之说，两汉诸儒从无异同，其为信而有征，显然可见。班志所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及云孔安国以古文尚书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皆尚书二十九篇既定以后追数之辞。史记儒林传亦云：“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此则后人据汉书校改之。论衡正说述此事，谓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不言其小数；至宣帝得逸书一篇，下示博士，乃云“尚书二十九篇始定”。其说足补诸史之阙。若夫宣帝以前，汉人引书有在后得太誓中者，此盖出大传或其它故书雅记，不必即为彼时尚书已有太誓之证。大传载尚书逸文在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不得以伏书无太誓，便谓大传不当有其逸文；亦不得因大传有太誓逸文，即断为伏书有此篇也。由是言之，二十八篇者，汉初伏生之书；二十九篇者，宣帝以后夏侯、欧阳之书。欧阳经又为三十二卷者，以后得太誓析为三篇，又以书序自为一卷，故三十二。不为书序作章句，故志有欧阳章句仍三十一卷矣。古文经四十六卷者，今文所有之二十九篇，古文悉有之。又于其中出康王之诰于顾命，是为三十；多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故四十六。其为五十七篇者，十六篇中九共为九，三十篇中盘庚、太誓各为三，为五十八；武成逸篇亡于建武之际，故五十七。班于总目据旧题，于注据见存耳。云“不备过半”者，此据当时学官传习尚书二十九篇言之。书本百篇，今于二十九篇中析盘庚、太誓各为三，顾命、康王之诰为二，不过三十四篇，亡逸者尚六十六。若以古文经五十八篇计之，则不备者止四十二，不云过半矣。“习者不知”者，汉书刘歆传：“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以尚书为备。”臣瓒注云：“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论衡正说云：“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惜乎！书序之不如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