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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夔丞寄往国务院的印刷品，是他自造的。
一般人印象中，应夔丞不过是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帮会头目，但实际上，应夔丞曾肄业上海梅溪书院，后又补送龙门书院，[299]因此具有一定文采，这从该件印刷品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该“宣告文”出现于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时人对应夔丞寄出该“宣告文”的动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故为惑人之计”。[300]《民立报》并具体分析道：“应犯既受袁、赵唆使暗杀宋教仁，又恐有人疑及中央所为，故发布此文，将各党重要人物及袁、赵等名亦胪列于内，以淆乱观听，使中央有辞推却。”[301]而国务院转电各省，则被认为正如所谓“‘此地失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作伪心劳，实足以表现其手段之恶劣而已”。[302]陶菊隐后来干脆发挥想象力，将“宣告文”说成赵秉钧为掩盖杀宋罪行而做的文章，于《六君子传》中写道：
事已至此，袁、赵将怎样做一篇遮盖文章呢？毕竟赵不愧为“智多星”，想来想去，居然被他想着了一条“移尸嫁祸”之策，于二十六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称“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这篇文章做得太离奇，不愧为倒乱千秋之笔。[303]
也有人根据“宣告文”为袁、赵辩护，认为“据此左证，则刺宋事不惟与袁、赵无关系，并可证明与孙、黄诸人无关系。盖天下固无其奴受贿，奉主人命以谋他人，而其奴并谋及其主人者也。然则杀宋者其必在袁、赵、孙、黄诸人之外，而别有所为主谋者。如应始终不认有他人，或只牵及于洪述祖，则非即应为主谋，即应、洪通谋，此外固无冒疑无关系之第三者之理由也”。[304]还有人认为：“此项印刷品无非应犯淆惑人心之作用，且发主〔生〕于宋案后，无可资研究之价值也”。[305]然而，仔细分析该“宣告文”，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暗藏多个玄机，是破获宋案极关键的证据。
“宣告文”暗藏玄机之一，即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之特别法庭“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就是应夔丞。
应夔丞被捕后，不论是在租界会审公廨预审过程中，还是在租界当局将其移交中方以后的审讯过程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杀宋，不承认武士英为其所雇用。虽然从其家中所获函电文件明确证明其配合洪述祖实施了杀宋，并且从其家中搜出了五响手枪一把，其中存有子弹两枚，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