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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是否在1913年就有“帝制自為”的想法，姑且不論。就指控袁、趙主謀刺宋這點來看，國民黨的確犯了大錯，但如果因此便認為“二次革命”“師出無名”，實際上是將“二次革命”的目標貶低到了為宋教仁報私仇的層次，而這與國民黨標舉的反對袁世凱破壞民主共和、實行獨裁統治的目標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上。事實上，隨著中華民國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雖然確立起來，但作為當權者的袁世凱及其支持者，往往並不按民主法律原則行事，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袁世凱在國會以外自行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甚至利用洪、應這樣的人，收買議員、收買報館，操弄憲法起草；才會看到袁世凱為了打擊政敵，支援洪、應圖謀購買所謂“劣史”損毀反對黨領袖聲譽；才會看到洪、應因構陷陰謀未果，擅自殺宋，而袁世凱為了避免自身受到衝擊，不惜阻斷法律解決途徑；也才會看到袁世凱藉助國家機器壓製反對黨聲音，並在軍事上步步緊逼。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國民黨起而反抗，其實有很多理由，並非“師出無名”。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違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開沅認為，“當時輿論多數是傾向於袁世凱這一方面的”，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沒有真正的考慮到人心的向背，當時經過了辛亥革命那一場大的社會動盪以後，老百姓還是希望安居樂業”。[196]楊天石也認為，“辛亥革命以後，社會心理的普遍狀態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凱的統治底下，中國的道路能夠走得比較順利”，“所以當孫中山要舉行‘二次革命’的時候，應該說社會的同情並不在孫中山身上。不僅社會輿論普遍地不贊成搞‘二次革命’，連國民黨裡邊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贊成‘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謂“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場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認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孫中山眼中，卻是宋教仁被刺後“人心激昂，民氣憤張”。[198]章太炎也說，“此案發生，各省人心異常憤激”，並進一步引申說：“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無私，為人民信仰，則宋案發生，人心必不如是憤激。因政府平日行為極謬，國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發生，國民震怒，幾不可遏，此亦公理不滅、人心不死的明證。”[199]可見袁世凱的統治並不是完全得民心的，當時白朗起義蔓延鄂、豫、皖、陝、甘五省，歷時三年之久，便是證明。而且，所謂“民心”“民意”，也是可以製造出來的，袁世凱後來復辟帝制，不就曾假借“民意”嗎？實際上，早在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