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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应二人在辛亥鼎革以前的经历虽然没有交集，却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应夔丞是浙江人，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活动，洪述祖是江苏人，也长期在上海生活。应夔丞曾在安徽担任缉捕差使，洪述祖则在汉口担任过警察局长。应夔丞在江苏、河南两次被清廷革职，洪述祖则在台湾和直隶两次被清廷革职；特别是二人都曾因陈夔龙奏参而革职，应夔丞是在陈任江苏巡抚时，洪述祖则在陈任直隶总督时。辛亥鼎革时，二人又都参加了推倒清廷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使二人有了不少共同语言。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自认为有功民国，却未被授予相匹配的职位，因而心有不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为牟取私利走到一起。而在性格上，二人也很类似，都是“素不安分”之人。洪述祖“最长于口辩”，“心术险狠，尤有敢作敢为之胆量”，其“才足以济其奸”，[140]应夔丞则“口才甚辩”，“夙以冒险为天职”，[141]这就使他们容易一拍即合。随着洪述祖担任内务部秘书，二人的人生轨迹出现了交集的契机，原因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深感“南北各省党会林立，意见分歧，殊难取缔”，[142]应夔丞作为长江流域帮会头目，“屡以共进会名义恫吓政府”，[143]于地方治安影响甚大，而整治地方治安恰为内务部职责。于是，洪、应二人借政府欲解散共进会之机，逐渐走到一起，并为了各自的私利展开合作。
二人合作首先出于洪述祖之主动。先是，洪述祖在1912年6月担任内务部秘书后，因招权纳贿，擅自“挖补公文”，任用私人，大受同僚攻击，也引起总长赵秉钧不满（详下文）。恰好其时赵秉钧正准备整顿侦探局所，计划于北京设“中央侦探总局”，于各江海要卡、通商码头及各边省分设支局，“于东亚各国著名通商口岸分设侦探”，“以期办事灵活”。[144]洪述祖遂“请派赴东南，调查水上警察，藉以出京；赵亦冀其离部也，遂漫许之”。[145]赵秉钧本人后来曾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提到此事，有“洪任秘书以来，到部未久，即有各报攻击，洪拟引退，旋委调查水上警察差”等话。[146]《神州日报》对此亦有记述，谓：
洪到部后，招权纳贿，无所不为，其名誉甚劣，同署皆反对之，洪亦不能安于位，遂拟出京一次，暂避风潮，且要求赵总理委一外差，以全面子。时南方正倡办水上警察，赵总理即派洪赴长江各省调查水上警察，并预先支给两月薪俸，以为洪之此去，必不再回署也。[147]
调查水上警察是赵秉钧赋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