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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即宋教仁于1913年1月下旬到达武汉后，欲行“以黎制袁”之计，一度与黄兴极力运动黎元洪出选正式大总统，而由国民党人出任总理，掌握实权。但黎元洪最终拒绝，并将内情“和盘托出，尽情以电告袁总统，并自陈述衷情，甚不欲为总统”，导致宋教仁的计划失败。[91]“冬电”所谓“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部分含义似即指此，而所谓“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云云，也似有所指。不管怎样，宋教仁此时已经被洪、应视为“出头鸟”，其后来成为被刺目标，实在此构陷计划当中已露出端倪。
对于“冬电”，至公《刺宋案证据之研究》曾有一解释，谓：
此电乃洪、应勾结，谋挟制宋党，乃觅种种证据，其意盖欲献媚政府，为索款地步，以实行敲诈伎俩耳。临时政府成立以来，袁氏曲意敷衍民党，不独袁、黎沆瀣一气，无民党可言，即彼孙、黄、宋诸人，政府亦复供应不暇。若使意见差池，亦岂必藉欺骗证据，始能控驭。此电在法律上、事实上皆为洪、应二人自动之意思，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也。[92]
这种解释的第一层意思与“冬电”内容是相符的，第二层意思则意在为政府辩护，认为政府没有构陷“孙黄宋”的动机，洪、应所谋划“不能指为政府之发动”。然而，洪、应所谋划能否“指为政府之发动”，还要看政府接到“冬电”后是何态度，倘若政府不许洪、应干此勾当，则政府自然不能被视为发动者；倘若政府同意并催促洪、应实施计划，则政府当然就成为事实上的发动者。这一点将在后面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2月1日、2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大题目”“激烈文章”“要紧文章”等语，当时及后来尚有多种解释，但均不着边际，不能成立。如《民立报》按语：“‘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可知其谋杀之事，蓄心久已。”[93]《国民月刊》按语：“做一篇‘激烈文章’者，盖谋杀伟人之初意也。鬼蜮伎俩，暗杀行为，已流露于兹矣。”[94]此二说皆失之主观武断。《中华民报》按语：“云‘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云云，则可知其必为谋杀之举。”[95]同样系武断之言。又说：“‘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即谋杀之意已示知于应犯之谓。”[96]则张冠李戴，将洪在赵前将“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误为洪将“要紧文章”向应“略露一句”。近人陶菊隐、方祖燊、何泽福等也错解其意为杀宋。如陶认为，“洪屡次打电报催应‘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动手的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