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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新纪元报》则谓：“上海欢迎国会团于二月中旬发表宣言书，应实阴与通谋，外面故猖狂论，以警政府，里面令洪以调停为名，向政府索钱。所谓‘激烈文章’，所谓‘价值’，及所书月日合之，当时情状丝毫不爽。”又云：“所谓‘要紧文章’，即指欢迎国会团事，所谓‘略露’，即指暗告政府，而所露之一句，即‘必有激烈举动’六字，言已暗告政府上海欢迎国会团必有激烈举动，不可不防，于是而下面索款之言可以牵入。前后针锋，遥遥相对，阅者正可玩味得之。”[106]然而，事实是，《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早在1913年1月1日该团宣告成立时便已发表，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袁氏密档中之《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又告诉我们，政府对于该团来历其实是清楚的，因该宣言书后明明写着发起人为何海鸣、尹仲材、李元箸、张汉英、江镇三等，与应、洪并无关系。[107]政府辨明书却说接到宣言书“莫名奇妙”，并说该团之发生“乃正应、洪辈所为”，“激烈文章”就是宣言书，可见政府一方面故意隐瞒解散国会团之真相，另一方面采取移花接木办法，将构陷“孙黄宋”之“激烈文章”与《欢迎国会团宣言书》混为一谈，并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完全推到洪、应身上。
洪述祖后来在法庭接受讯问时，也对“激烈文章”一语有过解释，他说：“至作一激烈大文章之句，系民国初建，南北分歧，有谓总统制者，有谓内阁制者，应夔丞作一篇总统制论说，邀赵总理呈递总统，此即谓之‘激烈文章’，非系含有他种意味。”[108]洪所谓应夔丞所作“总统制论说”一篇，即前文提及之《制定宪法之必要》呈文，反对《临时约法》所规定的责任内阁制，主张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然而，此种讨论中国应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文章，在民初报刊比比皆是，称之为“要紧文章”可以，何能称之为“激烈文章”？洪述祖所言不过是故意将“要紧文章”说成“激烈文章”，从而掩盖其与应夔丞构陷“孙黄宋”的阴谋。
至于应、洪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有报道说应夔丞曾告洪述祖，“宋在东京时曾假造钞票，为日政府拘索……洪闻之，居为奇货，拟一面取其凭据，向政府诈钱，一面要挟宋，令出巨款为偿”。[109]然而，宋“假造钞票”并未见诸任何记载，不过谣言而已。革命党人“捄炎”则解释，所谓“宋犯骗案刑事提票”，可能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在日本印行时之纠纷有关，他说：
此案证据中，及赵秉钧之通电，均有宋在日本“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