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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以为辛亥革命的小小战事就是“乱”,赣宁的军事就是“乱”,不知道还有无数次南北混战的“大乱”种子,伏在北洋军阀里面,好比小孩身上长了一个小痈,你要趁早替他割去,他就拼命的抵抗叫痛,不知道痈毒漫延日久,还有将来的大痛。中山虽然学过医,想用割痈毒的方法,从早下手,大多数的所谓国民都不愿意要他割,就非等到痈毒的大溃烂,无从施治了。[204]
国民党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依然发起革命,就是要及早割掉“伏在北洋军阀里面”的“小痈”,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以免等到“大溃烂”的时候“无从施治”,这就是“二次革命”的意义所在。这一意义并不因革命失败而减损分毫,恰相反,袁世凯后来逐步走向帝制,以及袁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反复证明了当初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想割掉北洋军阀里的“小痈”是很有远见的,只不过因当时所谓“国民”尚未觉醒而遭到失败。
我们不应当因为袁、赵不曾主谋刺宋,便否认“二次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贬低其意义。与其苛责国民党不走所谓“合法”道路,不如探求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国民党再次走上“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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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国民共进会草章》(1912年7月),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2。
[2]《内务部之风潮·洪述祖舞弊》,《民立报》1912年9月3日,第7页;《宋案旁征(一)·洪述祖》,《神州日报》1913年4月4日,第3页。
[3]《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洪述祖之经历》(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宋案之过去历史》,《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3日,第2页。
[4]《第一件 张绍曾寄应夔丞信两纸信封一个》(1912年9月17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5]《黎元洪镇压马队暴动致内务部咨文》(1912年10月),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163—165页;《特约路透武昌电》(1912年10月5日发),《神州日报》1912年10月6日,第2页。
[6]《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9月29日),《政府公报》第153号,1912年9月30日,第193页。
[7]《程督饬查共进会》,《民权报》19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