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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不直接交给总统，而是经由洪述祖面呈。
至于袁世凯同意并催促洪、应实施构陷“孙黄宋”计划的原因，除了第三章已经述及的宋教仁、黄兴在1913年1月间运动黎元洪出任总统，招致袁世凯不满外，应当还因为宋教仁恰在此时抬高了批评政府的调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曾有如下一段回忆，他说：
赵智庵一日来访，谈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遯初养病农事实验场，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遯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遯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形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折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别。[15]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我窘极，无以对。老弟（指吴景濂——引者），你说叫我怎么办，怎么交待项城云云。”[16]
由此可知，袁世凯对于宋教仁南下后到处演说批评政府是很不满意的。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以激烈措辞抬高对政府批评调门，始于1月31日在武汉的演说，宋教仁讲道：
民国虽然成立，而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还是整个存在……在国会里，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17]
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讲，袁世凯对选举人在各处发表的言论很注意，在看到秘书呈递的宋教仁演说剪报后谓：“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18]不满之意，表露无遗。而袁世凯看到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并敦促进行是2月4日，两者之间似有某种关联。换言之，袁世凯之所以同意并敦促洪、应实施构陷计划，与他对宋教仁在外发表攻击政府的演说不满有关。2月8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又有“日内宋（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也”之语，[19]与张国淦所记隐相呼应，证实宋教仁演说的确刺激了袁世凯，致使其对洪、应构陷“孙黄宋”计划发生兴趣，并催促二人尽快实施。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