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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否在1913年就有“帝制自为”的想法，姑且不论。就指控袁、赵主谋刺宋这点来看，国民党的确犯了大错，但如果因此便认为“二次革命”“师出无名”，实际上是将“二次革命”的目标贬低到了为宋教仁报私仇的层次，而这与国民党标举的反对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实行独裁统治的目标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事实上，随着中华民国建立，民主共和的制度框架虽然确立起来，但作为当权者的袁世凯及其支持者，往往并不按民主法律原则行事，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袁世凯在国会以外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甚至利用洪、应这样的人，收买议员、收买报馆，操弄宪法起草；才会看到袁世凯为了打击政敌，支持洪、应图谋购买所谓“劣史”损毁反对党领袖声誉；才会看到洪、应因构陷阴谋未果，擅自杀宋，而袁世凯为了避免自身受到冲击，不惜阻断法律解决途径；也才会看到袁世凯借助国家机器压制反对党声音，并在军事上步步紧逼。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国民党起而反抗，其实有很多理由，并非“师出无名”。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违背民意，不得民心。如章开沅认为，“当时舆论多数是倾向于袁世凯这一方面的”，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没有真正的考虑到人心的向背，当时经过了辛亥革命那一场大的社会动荡以后，老百姓还是希望安居乐业”。[196]杨天石也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心理的普遍状态是希望和平，希望安定，希望在袁世凯的统治底下，中国的道路能够走得比较顺利”，“所以当孙中山要举行‘二次革命’的时候，应该说社会的同情并不在孙中山身上。不仅社会舆论普遍地不赞成搞‘二次革命’，连国民党里边的大部分人也都不赞成‘二次革命’”。[197]然而，所谓“民心”“民意”，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有人认为“二次革命”不得人心，可在孙中山眼中，却是宋教仁被刺后“人心激昂，民气愤张”。[198]章太炎也说，“此案发生，各省人心异常愤激”，并进一步引申说：“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无私，为人民信仰，则宋案发生，人心必不如是愤激。因政府平日行为极谬，国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发生，国民震怒，几不可遏，此亦公理不灭、人心不死的明证。”[199]可见袁世凯的统治并不是完全得民心的，当时白朗起义蔓延鄂、豫、皖、陕、甘五省，历时三年之久，便是证明。而且，所谓“民心”“民意”，也是可以制造出来的，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不就曾假借“民意”吗？实际上，早在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