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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私人对谈，至天明始返。据魏宸组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举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许宋为大党领袖，应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进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由是两人交欢。惟是否彼此推诚，抑系利用，均不得而知。”[181]
反对国民党甚烈的《国报》因此攻击赵秉钧为国民党所利用，并谓袁派为了“敷衍国民党”，不得不以赵为国务总理。其言道：
若唐绍仪，若宋教仁，若赵秉钧，非皆所谓国民党之要人乎？若唐内阁，若赵内阁，非皆所谓国民党内阁，而宋教仁非所谓理想中之内阁乎？唐也，赵也，世所称为袁之旧人也，而不知皆为国民党所利用也……赵秉钧者，以微员见知于项城，其人最长警务，手段圆滑，究非总理之才，然而居然处总揽国务之位。以项城之能知人，宁不知其力微负重，必至竭蹶，特以当政党内阁风潮之余，不敢轻以政权付诸似是而非之幼稚政党，而又不能不敷衍国民党也。而赵秉钧适以前此于右任之介绍加入同盟会，于是袁派中所谓二等以下之人才，乃竟得大多数之同意，通过于参议院（其时不同意者仅二票）。[182]
照此看来，即便不能说赵秉钧积极主张政党内阁，但他至少不反对建立政党内阁。可以说，民初的赵秉钧，与清末的赵秉钧，已大不相同，他不再只是袁世凯的私人，在民初党争激烈的背景下，他通过加入国民党，与后者也建立了良好关系，从而成为袁世凯和国民党皆可接受的人物。作为当时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必然与主张实行总统制的袁世凯发生权力纷争，而赵秉钧恰好可以成为避免二者决裂的“场面人物”。事实上，陆征祥辞职后，赵秉钧于1912年9月最终出任国务总理，就是袁世凯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国民党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对赵秉钧而言并非威胁，而是机会，至少成为正式政府中核心国务员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赵秉钧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他的表现，与其作为一名“熟谙旧社会世故，明于人情之机变”的“圆滑周至”[183]政客的特性也是很符合的。那种认为赵秉钧因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便将其视为政敌的认识，显然是很肤浅的。
退而言之，即便赵秉钧反对实行政党内阁，也绝不可能为了所谓“长保”总理权位而杀宋，原因有三。
第一，刺宋案发生于临时政府即将结束前，不论宋教仁被刺与否，赵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