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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茶碗之上，且言語或致前後不相應接雲。”[103]而孫中山也曾向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透露：“最近以來，袁氏每日數電前來，一則為其本人之立場開脫，二則請求本人予以推舉，本人尚未復其一電。”[104]可見袁世凱對於正式大總統之位何等看重，甚至願意放低身段，請求孫中山支援。
刺宋案的發生，還嚴重影響到了列強對民國政府的承認。“外人對於承認問題群起研究，以為此事必惹起無窮之紛爭，而影響於各國之商務，承認問題將因此起一大阻力。”[105]5月1日，參議院本來已得到外交部電話通知，說美國駐華公使將於5月2日上午11時遞交“正式承認國書”，但情況忽然發生變化，美國公使表示“因借款及宋案兩大問題，南北頗有不穩之象，已發電詢之華盛頓政府，須俟回電到後，始能致送國書”。[106]
然而，袁世凱畢竟久經風浪，很快便透過採取一系列措施，抵擋住了宋案造成的衝擊，並逐漸由守轉攻。
袁世凱的第一個策略，是將宋案定性為法律問題，而非政治問題，竭力反對國民黨人將宋案與政治問題相關聯。為此他特別在宋案證據公佈後，於5月初發布了關於宋案的通令，強調宋案“純系法律問題”，應當“依律科斷”，案外之人不得“節外生枝”，“擾亂政局”。令曰：
刑事案件，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經由刑事審判，宣告判決。苟非被害者及其利害關係人，決無案外參加之理。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在滬被刺一案，前經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及法界會審公堂，分別拘犯檢證，預審終結，交歸中國上海地方檢察廳審訊。案中證據亦據江蘇都督、民政長“有電”撮要宣佈。其原電所呈國務總理趙秉鈞致應犯及洪述祖手書各一件，然一為發給該犯“應密”電碼，一為該犯請領津貼，均屬因公，無關宋案，已由該總理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宣佈。究竟有無關涉，應由法庭依法判決。教唆主使，國有常刑，無所庸其袒庇，亦無所庸其羅織案外無干之人，更不能互相揣測，謬為詆諆。乃近來迭接各處來電，竟指趙總理為宋案主謀，並稱人心憤激，請速誅趙等語。閱之殊堪駭詫。查趙總理致應犯手書二件，初無一語涉宋，未經審判，尚難認為有犯罪嫌疑，即果犯罪屬實，刑律既有明條，盡當依律科斷，純系法律問題，何能涉及政治。似此節外生枝，誠恐溷淆觀聽，擾亂政局。為此明白宣示：宋案現既破獲，一經法庭研鞠，有無主謀，自不難水落石出。各該案外之人，毋得飛短流長，藉端挑撥，俾昭信讞，而釋群疑。將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