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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又有报道说，传票到京后，“赵秉钧挈其秘书程经世同诣袁世凯，会商抗传到案、嫁罪他人办法，密谈甚久”。[83]还有报道说“赵秉钧自闻上海地方检察厅出票传提后，异常惶恐，常咄咄自语，谓‘不意我落得如此下场’”，“经总统府某秘书献计，决意抗传不到，即由某代拟通电稿，略谓：洪、应函中有诬捏克强拨抵公债语，以其影戤伟人，藉词招摇，世人无信之者。牵引赵秉钧亦与此同。黄无嫌疑，秉钧何独不然？现居京养疴，到沪甚危险，殊无赴厅投案必要云云”。[84]这些报道多在赵秉钧“真电”发出后出现，其情节多为电报内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此事非常重视。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真电”底稿的发现，恰好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底稿后有“五月十日清”“已缮送呈”字样，说明此电最终由袁世凯定稿。由该底稿笔迹也可看出，袁世凯的确亲笔对电文进行了多处修改。将该底稿与最终发出之“真电”字句比较，可发现二者差别甚大，透过这些字句差别，我们将会看到袁、赵二人在应对出庭对质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虑，并可由此注意到袁、赵关系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宋案研究中，有关赵秉钧的关键资料最为缺乏，“勘”“真”二电底稿的发现，虽然不能直接揭开宋教仁被刺之谜，但对于推进宋案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其最主要之价值在于促使研究者严肃、认真、细致地探究赵秉钧和袁世凯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赵秉钧视为袁世凯的亲信，从而将二人共同视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其实，赵秉钧即便为袁世凯之心腹，也不能由此便得出其为杀宋嫌疑人的必然性认识。要判断赵秉钧在宋案中究竟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必须结合宋案基本史料，对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袁、赵在政府中的地位不同，与宋案关联程度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处理宋案问题上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二人关系中，袁世凯无疑是强势一方，这就使赵秉钧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来应对宋案。“勘”“真”二电底稿的发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就提醒我们，对赵秉钧公开发表的“勘”“真”二电一类的辩驳文字，不能只做单纯字面的理解，而应细致辨析其中何者为其真实意思之表达，何者为其言不由衷之发露，如此方能把握一个真实的赵秉钧。
除通电自辩外，赵秉钧在宋案发生后，还曾于4月12日及29日在私邸分别接受北京《民立报》《新纪元报》记者访谈，又于5月初发表《赵秉钧为宋案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