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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所负责的内务部被时人视为“民国第一旧窟，其间以旧官僚为最多，分子最杂”，[91]洪述祖即为其应唐绍仪之请而安插的旧官僚。《新闻报》批评道：“洪述祖如此小人，不应引用，惟小人而后用小人，国事一遭至此，赵实不胜总理之任。”[92]《大自由报》也有一段内容虽不尽符合实情，却不失精彩的议论，批评赵秉钧碍于私人情面任用洪述祖，结果反受其害。其言道：
洪述祖为唐绍仪之私人，应夔丞为陈其美之党徒，此等流氓小人，稍知自爱者皆当羞与为伍。古人云：交浅而言深，达者不为也。内务部秘书与内务总长之关系，赵秉钧岂不知之，伏盗贼于肘下，引虎狼于卧闼，何昧昧若是耶！噫，吾知之矣。赵秉钧决非昏昏者，彼盖内顾唐绍仪之情面，外撄孙、黄之势焰，吞声忍气，不能超然个人的私谊之范围外，以尽吾责任之天职，常欲挟一使贪使诈之心，卒之为贪诈所役使、所中伤。凡此，皆误于赵秉钧之“圆滑”二字。不但此也，身居国家最高机关，牵一发而全身动，身败名裂，全国为之震撼，赵秉钧果何所辞其咎哉！[93]
赵本人也对用洪后悔不迭，曾对人言：“洪虽在嫌疑，然不应先逃，我实有误用洪某之咎。”言谈间“顿足骂洪不置。”[94]但就宋案与赵秉钧之关系而言，还是黄远庸所论最为公允：“洪之声名恶劣，既众睹众闻，亦有人向赵力言不可用者，赵顾碍于情面，不能决绝。赵内阁之惯于藏垢纳污，亦乌容讳，然决不能以其用人不明，遂以杀人之责任归之矣。”[95]
对于洪、应这类人物的特点，以及政府任用洪、应之害，《民立报》曾从革命的不彻底性及革命后国家法律之荏弱立论，进行过颇为深刻的剖析。其言道：
吾国此次大革命，以百日最短之时期，而成革故鼎新之大业。其为时也至暂，故其所淘汰也无多。举凡晚清时代夸毗侧媚之谐臣，败国殄民之赃吏，依然蟠踞政界，不失其权位；而一经夤缘攀附，或且谥以开国之勋，地位崇隆，有加于昔。此已足致正士之寒心，而长奸人之气焰矣。犹有甚者，则曩时社会上之神奸巨蠹，为害于闾左者，晚清时代犹为法律之所不容，不得不销沮退藏，以昼伏而夜动，其为害尚有限制也；乃至义师既起，海宇绎骚，法律之力，暂失效用，此辈乃得窃署位号，依附末光，公然恣所为于化日光天之下。当局者但见其小有才，而不悟其蕴毒之厉，或且奖进而假借焉，试之以官职，付之以事权，而诪张为幻之情形，乃至于不可思议矣。若洪述祖、应桂馨者，非旧朝政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