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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于一般留心时事者，俾从事政党者知倒行逆施之无异自杀，庶几有所取镜，而政治或有上轨道之希望焉。”文中攻击“国民党人利用宋案涉及政治问题，近且与大借款事并为一谈，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蓄意推翻民国之心，路人皆知”，各国人士“吐弃蔑视”，南方商民“切齿痛心”，“每日攒眉蹙额，痛詈国民党之破坏大局”，又骂国民党“实在可恶”，“简直不是人”，称国民党之政策为“自杀政策”。[135]
《某军官之谈话》以“在北军中以骁勇闻，后与北方将帅联名赞成共和，现仍统某军”的“某军官”与某报“记者”谈话的名义，历数袁世凯和北方军人在建立共和过程中之贡献，强调“武汉起义，全国响应，推翻帝制，建造共和，虽赖先烈志士之提倡，及人民心里之要求，然非袁大总统及北方将士潜谋默运，一德一心，共和未必能成；即成矣，而两军相持，血战经年，全国人民死于锋镝者至少恐亦以千万计，财政损失至少恐亦以万万计”。斥责国民党对袁世凯及北方将士“有毁无誉，有贬无褒，几若北方赞成共和保全人命太多，于彼党大有不利”。又斥责国民党人“只有破坏野心，实无建设能力”，“其以政治家自命者，亦只知反对借款，反对裁兵，反对任免官吏，推其仇视政府之心，几无一不用其反对者”。其心“盖自视无一非开国元勋，而视我北方军界将卒直无与于共和之构成者”。谈话最后语带威胁云：“若辈……跳踉不已，愈扰愈乱，邪说暴行，横流全国，使人民受殃，先烈隐痛，共和政体虽成，幸福何在……吾辈为救国计，为保种计，不能不思所以筹策之也。”[136]
《解剖孙逸仙》则以“某西报”论孙中山名义，以极刻薄之语言，对孙中山加以攻击。篇首写道：“孙逸仙藏头露尾，鬼鬼祟祟，忽而医师，忽而学士，忽而谭兵，忽而论道，忽而铁路银行，忽而手枪炸弹，忽而底心下气，忽而横眉竖目，忽而做总统，忽而充强盗。真如孙大圣，一日万变，一变万状，南天北斗，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可测度。外人谥之曰博士（言其万能），国民尊之曰先生，吾乃取博士之心、先生之舌，和以药物，为之解剖。”文中称孙中山自以医生起家以来，二十余年中，其态度变化“如孙悟空拔毫毛，不可以数计”。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已有六变：因陷困局而暂辞临时大总统，以便卷土重来，是为第一变；袁任临时大总统后，嗾使黄兴、陈其美等留难政府，是为第二变；因受革命党内攻击，“思借北方自重”，于是北上入京，是为第三变；入京后“易其仇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