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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不将其引渡归案？又为何要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百余年来研究者对于宋案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即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如前所述，宋案案情错综复杂，实际上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此外，宋案证据中仅出现一次的未遂“除邓”事件，对案情发展亦起到关键作用。宋案四大关键人物袁、赵、洪、应，与上述各方面案情的牵连各不相同。宋教仁被刺后，在舆论和司法机关均将穷究刺宋主谋作为主要目标，甚至可以说唯一目标的情况下，与杀宋无直接关系的袁世凯，本应采取积极态度，协助司法机关厘清案情，抓获真凶。然而我们却看到，在案发后出现了极为矛盾的一幕：一方面袁世凯极力辩解政府与宋案无关，另一方面明知杀宋为洪述祖所为，却故意将其放走；而对完全不知洪述祖杀宋计划的赵秉钧，则竭力阻止其自证清白。这些反常情况说明，袁世凯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谁清白，谁主谋杀害了宋教仁，这些问题的答案早已在他心中；他所真正关心的，是宋案中另外的问题，即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等案情如何才能不曝光于法庭之上，以及如何应对宋教仁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
很显然，对于志在竞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而言，倘若洪述祖顺利引渡归案，赵秉钧欣然出庭接受质讯，那么，他以不法手段对付政敌的内幕，就将不得不在法庭上摊开。本来，宋教仁被刺时机就很微妙，“适发生于临时总统终局之时，正式总统将出现之日。有此一机会，足以施其攻击，灭国民信仰袁氏之心，加以背叛民国之罪，则正式总统不得安然属袁”。[151]而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之正式总统前景的确出现了危机。张謇曾谓：“宋案未发生以前，国民党实未尝梦及不举项城为正式大总统，自宋案发生而后，生此一重魔障。迨至借款签字、派兵赴鄂、票传克强、解徐企文入京审讯等事相继发生，益胶结纠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5/1-200605235415Q3.jpg" />而不可猝解。”[152]据《大公报》报道，国民党内“激烈分子颇欲俟选举总统时”，在国会内公布宋案证据，“俾为打破举袁之计画”。[153]《大共和日报》则称国民党“欲借题发挥，一举而攫得政权”。[154]共和党上海交通事务所致新加坡共和党支部兼交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