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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方面关心的是袁世凯政权的稳定，而非宋案真相如何。引渡洪述祖将可能使袁世凯政府陷于被动，与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符，故而其对于引渡之事并不积极。
相较于洪述祖，袁世凯在赵秉钧应对宋案一事上采取动作就要方便得多。宋案证据宣布后，赵实际上已经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也不能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诚如报纸所言，“国务院徒存躯壳”，赵每遇公事，都要先问秘书，“总统盖过印否？如总统已盖印，请你们随便画我个名字就是了。”[178]而在赵秉钧出庭对质一事上，如前所述，袁世凯一方面直接出面，发表通电，为赵秉钧辩护，并拒绝国民党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幕后为赵秉钧拒绝出庭出谋划策，甚至不惜捏造证据，力图将黄兴牵连到案情中来，为厘清案情制造障碍。
总之，无论洪述祖不能引渡归案，还是赵秉钧拒绝出庭应讯，其背后都是袁世凯在起作用。洪述祖不能引渡归案，并非因为他不是杀宋主谋；赵秉钧拒绝出庭应讯，也不是因为他有杀宋嫌疑。二人不能归案，皆因手中握有袁主使洪、应收买议员、报馆，操弄宪法起草，以及购买所谓“劣史”构陷“孙黄宋”等内幕。显然，这些见不得阳光的案情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对袁世凯的形象将是极沉重的打击，从而严重影响其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故袁氏绝不可能允许二人出现于法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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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时大总统令》（1913年3月22日），《政府公报》第315号，1913年3月23日，第305页。
[2]《袁总统覆江霞公电文》（1913年3月22日），《振南日报》1913年4月4日，第2页。
[3]《嫌疑犯洪述祖逃走矣》，《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0日，第2页。
[4]《北京电报》，《民立报》1913年3月30日，第6页；《举国同声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本社记者之忠告》（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
[5]《嫌疑犯洪述祖逃走矣》，《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30日，第2页。
[6]《洪述祖逃走之真象》，《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4月2日，第2页。
[7]《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电话中之消息》（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
[8]《宋钝初先生被刺案之破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