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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裡。後來魏德勝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歡的作家，梁實秋，林語堂，胡適也都去了臺灣，而且他們都和魯迅吵過架。當大陸窮的時候，臺灣有錢，後來大陸有錢了——確切地說，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錢了，臺灣又有了……
戰火把同一個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峽的兩岸，那些具體到每個家庭的悲歡離合已經被時間慢慢抹平。臺北的街道的確像優客李林唱的那樣，像迷宮一樣展開在我的眼前。但是對於異鄉人，每個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宮。在酒店住下，誠品書店就在旁邊。朋友的眼鏡架壞了，於是晚上先陪著朋友去配眼鏡。我們坐計程車來到了臺大附近，進了一家眼鏡店。沒有聲音酥麻的臺妹，老闆親自上陣。朋友看中了一副鏡框，但要幾天以後才能取。朋友說，那算了，我在臺灣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只能去別的地方看看。這時候，讓我詫異的一幕出現了，老闆居然從櫃檯裡摸索出了一對隱形眼鏡，塞在我朋友手裡，說，實在不好意思，沒能幫上你的忙，這個送你，先用這個應急吧。連我這般總是把人往好裡想的人第一反應也是——我靠，哪有這種好事，這裡面是有什麼貓膩吧？咱還能走出這家店的店門麼？
我們平安地走出了這家眼鏡店，換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鏡店承諾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鏡做好，然後那家店的老闆用朋友殘留下的鏡片臨時找了一個鏡框湊合裝了起來，告訴朋友，這個可以晚上用。這兩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邊眼鏡店，還是自己隨機找的，要不真得讓人懷疑是不是組織方安排的，目的為了讓大家增加對臺灣的好感。
臺灣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遊行和抗議橫幅，這一切對於大部分大陸游客來說都太新鮮了，於是很多遊客守著電視機看晚上的政論節目。我媽媽去年從臺灣旅遊回來，就說那裡太好玩了，領導人可以在電視裡隨便罵，比快樂大本營還要歡樂。相比之下，臺灣人對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但給我留下了比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松鴻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一天早上，我從酒店下樓，打了他的車去陽明山。到了目的地我發現把手機拉在計程車上。我沒有記下車牌號。朋友們忙著幫我聯絡計程車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訊息，我也打給酒店，想讓他們檢視一下監控錄影，確認車牌號。一會兒，我接到了酒店的電話，我問他們，是查到車號了麼？他們說，監控錄影裡訊息太多，還沒有查到，但是剛才有一位計程車司機開回酒店，把一個手機交給了前臺，說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