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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敬堯 採訪
何：《斷代》的書寫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學的單一位置，企圖站在一個更高點、更寬廣的面向上，重新回顧臺灣同志歷史。對您而言，此書寫角度有何意義？
郭：我一直對於同志文學這個標籤有疑問。譬如，你要如何定義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驗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寫的東西叫同志文學？讀者是同志，所以才歸類為同志文學？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學只是同志運動底下的附庸？作為創作者，我不會先想這是不是同志文學，只是認真對待讓我覺得值得思考的主題。我從一個文學創作者的角度出發，探索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長、如何應對面貌丕變的大環境。現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線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後卻是船過水無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臺灣這三十年的變化，可以幫助我帶出一個重要的概念——從八◯年代以後，臺灣時常處於“純真失落、激情過後”的焦慮與彷徨。這與同志運動很像：諸多以往受爭議且不見於大眾討論的話題都揭開了，可是接下來要如何走下去呢？像臺灣的環境，忽然解嚴、選“總統”了，但接下來要面對一個大疑問：還能相信什麼？過去的威權洗腦、國族的負擔、舊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輕鬆，激情興奮了一下，卻發現接下來衍生了更多問題，比想象中更難處理。
何：所以其實更像是描述時代的小說？
郭：我認為作家一定都會被自己的時代制約，但同時作家最重要的任務，則是要觀察自己的時代。我們這一代的人最大的衝擊與痛苦是，知道這世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這樣而已，那還要相信什麼呢？純真失落之後，激情之後，還有什麼可以相信？我找到的方式，則是一種文學上的處理，不是把它當成一種運動的議題，而是要把這些議題拉到一個文學的再創造。真正說起來，這是一本關於時間與回憶的小說。若你說《斷代》是用一個更高點、更寬廣的角度來看，我則會說，這是迴歸到以文學來思考的原點。我想要把前因後果經由我現在的觀點來重新整理。這樣的書寫，早十年我可能也做不到。我從二◯◯◯年返臺之後，這十多年來也經歷了時代的激情，但創作者如果隨之起舞，可能就無法進行寫作。我也是到二◯一◯年才開始把心靜下來。文學都是需要沉澱的，與網路的即時很不相同。到目前為止的《夜行之子》《惑鄉之人》到《斷代》，我都是在處理這樣沉澱過的心情。所以，我不會自己設計出一種敘事的風格或策略框限住自己，而是讓題材考驗自己還能不能找出不同的書寫方式。
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