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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那個白匪軍官向著大船撲去，紅軍女戰士的階級性也突然甦醒了，操起步槍，將白匪軍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灘。這樣的事情在生活中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作家營造了這樣一個環境，把人物放進去進行試。這就是所謂的"人類靈魂實驗室。這樣的觀念、這樣的寫法今天看來比較合乎文學創作規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經歷了長期左的思想禁錮後，還是被很多人質疑和不能接受。
有了這樣一個出發點，我開始著手構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我小時候，氣候也和現在不同，經常下雨，每到夏秋，洪水氾濫，種矮稈莊稼會淹死，只能種高粱，因為高粱的稈很。那時人口稀少，土地寬廣，每到秋天，一出村莊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緣的高粱。在"我爺爺"和"我奶奶"那個時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許多高粱稈冬天也不收割，為綠林好漢們提供了屏。於是我決定把高粱地作為舞臺，把抗日的故事和愛情的故事放到這裡上。後來很多評論家認為，在我的小說裡，紅高粱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植物，而是具有了某種象徵意義，象徵了民族精。確定了這個框架後，我只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完成了這部在新時期文壇產生過影響的作品的初。
《紅高粱》源自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我所住的村莊的鄰。先是游擊隊在膠萊河橋頭上打了一場伏擊戰，消滅了日本鬼子一個小隊，燒燬了一輛軍車，這在當時可是了不起的勝。過了幾天，日本鬼子大隊人馬回來報復，游擊隊早就逃得沒有蹤影，鬼子就把那個村莊的老百姓殺了一百多口，村子裡的房屋全部燒。
《紅高粱》塑造了"我奶奶"這個豐滿鮮活的女性形象，並造就了電影《紅高粱》中的扮演者鞏。但我在現實中並不瞭解女性，我描寫的是自己想象中的女。在30年代農村的現實生活中，像我小說裡所描寫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個幻想中的人。我小說中的女性與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女性是有區別的，雖然她們吃苦耐勞的品格是一致的，但那種浪漫精神是獨特。
我一向認為，好的作家必須具有獨創性，好的小說當然也要有獨創。《紅高粱》這部作品之所以引起轟動，其原因就在於它有那麼一點獨創。將近二十年過去後，我對《紅高粱》仍然比較滿意的地方是小說的敘述視角，過去的小說裡有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而《紅高粱》一開頭就是"我奶奶"、"我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