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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文學獎（LAURE·BATAILLON），我去領獎時透過翻譯與參加這次評獎的一個評委沃洛丁進行了簡單的交。他本身也是法國的一個很優秀的作。他說這次評獎進入了最終決賽的三部作品都是中國作家的，一部是高行健的《靈山》，一部是李銳的《舊址》，《靈山》為高行健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舊址》也是被很多漢學家讚揚過的作品，但評委們最終卻選擇了我的《酒國。沃洛丁說，他們認為，《酒國》是一個具有創新精神的文字，儘管它註定了不會暢銷，但它毫無疑問地是一部含意深長的、具有象徵意味的。這樣的評價透過一個法國作家的口說出來，真讓我感到比得了這個獎還要高。因為我的這部《酒國》在中國出版後，沒有引起任何的反響，不但一般的讀者不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書，連大多數的評論家也不知道我寫了這樣一部。
時至今日，80年代那種用非文學的眼光來觀察中國文學並決定翻譯出版的現象依然存在，我認為這是正常的，而且是永遠也不可能消除。就像中國的出版社為了利潤在不斷地製造暢銷書一樣，西方的出版社也希望能出版給他們帶來豐厚利潤的。但畢竟是有很多的翻譯家和出版社正在默默地工作著，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向西方的讀者介紹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在新的世紀裡，隨著中國作家創作自由度的逐步加大，隨著作家創作個性的充分展示，必將有更多的佳作出現，假以時日，中國作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將逐步提高，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重要性也將與日俱。我作為一箇中國作家，中國是我的最佳創作環。我對我自己的創作充滿信心，因為我知道，我用卑下的心態把自己與諸多的作家區別了開。中國向來就有"文以載道"的傳統，許多作家往往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錯以為自己真是什麼"靈魂的工程師"，肩負著教育人民、為人民代言的重任，這就使他們不自覺地成為了精神的貴族，不自覺地用一種居高臨下的眼光來看待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人民，用這樣的眼光觀察到的生活必然是虛假的生活，用這樣的態度寫出來的作品必然地是虛偽的、缺少生命力的作。這樣的態度，已經被很多作家所拋。也有部分作家，心態狂傲，目中無人，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見、看見了也不願意承認別人取得的成就，這樣的態度，事實上也大大地傷害了他們的寫。我相信，中國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作家，我們彎著腰，像辛勤的農夫一樣在文學的田地裡耕耘著，我們在積極地勞動著的同時，又虔誠地祈望上帝賜給我們好運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