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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袁世凯本人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宋被刺后袁就更不可能承认这一点，而是要竭力撇清他与洪述祖的关系，故他曾对总统府某君说：“洪述祖虽为内务部秘书，其人之卑劣，久已著名。余尝谓北方有洪述祖，南方有赵凤昌。此次洪述祖之任内务部秘书，实系唐少川所荐，智庵平日亦不甚信任之。”[244]
虽然史实表明，赵秉钧在前清时期便与洪述祖交往密切，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承认，鼎革以后，赵、洪二人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疏远起来。赵秉钧说洪述祖到内务部后“向不曾办公事”，“仅领干修，不常视事”，又说“余不以部务属洪，洪亦自称不愿拘于寻常公事”云云，基本与事实相符。[245]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洪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关系逐渐变得很不融洽，其原因首先是洪述祖到部后“汲引私人，大受同事攻击”，[246]让赵秉钧很不满意。《民立报》曾详细报道洪述祖在内务部的所作所为：
京函：内务部佥事陈以丰，系前清副都御使陈名侃之子，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私人。陈前在民政部时，声名极为恶劣，是以此次补佥事后，先分警政司，警政司拒绝之，继改职方、卫生司，又拒之。赵总长不得已，遂将陈派充会计科科员，陈又不愿屈就，不知如何运动，竟得统计科科长，于是总务厅人员咸抱不平，往质问次长荣竹农（即荣勋——引者）。荣答以此系总长之意。各员又往询赵总长，赵大为愕然，当答以不知此事，即由电话询之荣次长，问以陈以丰何以改派统计科长，何以与原分科之单不符。荣次长答以此系秘书洪述祖传奉总长之话，并非次长所擅改。赵始知洪述祖揽权舞弊，撞骗招摇，颇为震怒，当宣言于众谓：此次分科各员一律取消，听候再行改派，以息人言。一面又下一命令，以后秘书不准传话，所有公牍均以总长亲自盖章为凭。当时众怒稍平，遂各散去。日来各司员秘密调查，洪述祖自开部以来，劣迹甚多，每日必在大李纱帽胡同醒春居为会议之地，有包办科长之说，此次援引佥事至八人之多，实为内务部之一大蟊贼，非要求赵总长将洪撤退不可，恐风潮正未已也。[247]
其他各报也都纷纷报道并抨击洪述祖。如《大中华民国日报》说洪述祖“到部后，揽权纳贿，任意招摇，日在大李纱帽胡同醒春居、石头胡同武林金并某孀妇处与某某等秘密谈话，其声名之恶劣，固通国皆知。旋以其私人陈以丰、陶洙、陶毅均位置佥事，以至引起阖署辞职之风潮。后又伪传赵总长之面谕，欺蒙荣次长，复从中播弄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