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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并非受应犯之意而登载”，而检第二十一件第二款，竟有“嘱令登记〔转〕”之语，则应犯又藉此居功以报告洪犯矣。幸该函因宋案一并发布，故《时报》得以自白耳，否则《时报》非一嫌疑犯乎？故由此点推之，应、洪二犯之函电，其所隶事实，大半不可依据，而此电“酬勋”之语，亦其一也。且洪犯之善作大言以欺人，又尝受衣钵于应犯矣。检第二十三件洪致应函，嘱其具一条陈，而其中即有种种张扬之语。天下有善于教人作贼之人，而自己不能行窃者乎？无是理也。[187]
平心而论，袁、赵的辩解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政府在授勋一事上也的确存在无视稽勋局、擅授勋位等问题，[188]难怪徐血儿等根本不相信袁、赵的辩解。但徐血儿等的批驳毕竟又主要是以袁、赵欲对付国民党为前提演绎出来的，颇多假设性分析，因此反不如“超然百姓姚之鹤”从宋案证据中所见应、洪互骗情节出发，判断“酬勋位”不由中央授意，更具有说服力。
就案情发展而论，洪述祖产生杀意后，曾在袁世凯前试探可否“收拾”反对党一二人，结果被袁否决，而以他和赵秉钧并不融洽的关系，又不可能就杀宋事寻求赵的支持，则他于3月13日致应夔丞电中提出“燬宋酬勋位”，就应当是假托中央授意。而通过分析洪述祖3月13日电，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燬宋酬勋位”并非袁世凯的既定承诺，而是洪述祖为了应对应夔丞索取回报抛出的一个诱饵。不仅如此，从洪述祖将购买公债一事“交财政长核办”可知，袁世凯连应夔丞要求低价购买公债事前也不知情，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袁世凯并非“燬宋酬勋位”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一点将会在第五章详细讨论。
至于洪述祖在3月13日电中忽然想到将“燬宋”与“酬勋位”联系起来，也是有缘由的。如前所述，早在1912年9月下旬洪述祖经张绍曾介绍南下与应夔丞结识之初，勋位（或勋章）问题就已成为洪、应二人交流的一个话题。洪述祖返回北京后，于当年10月24日给应夔丞的第一封信中就写道：“吾弟手函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189]洪要应补寄手函，意思是要应亲笔写出自己的履历，讲述自己的功劳，这是“叙勋”的需要。此事在当年10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另外一函中也曾提到过，[190]为此应夔丞写了两份“革命履历”，并请洪述祖改润。1913年1月10日，应夔丞在北京还曾呈文大总统，请求对会党人士论功行赏，但由于稽勋局和陆军部为此事互踢皮球，事情未能办成。[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