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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审时，曾试图否认这一事实，称：
“川密电本”我处留存一本，“应密电本”则不在我处。我凡遇“川密”之电，我可当场翻译。惟“应密”我处并无电本，故收到后即行加封，转送赵之寓所。[157]
1918年在京师高等审判厅受审时，洪述祖又称赵秉钧实际上并未将密码电本交他，“‘应密电本’仍存赵之皮箧内，跟随人走”，[158]试图将后来他利用“应密电本”与应夔丞策划杀宋之事转嫁到已死数年的赵秉钧身上。然而，洪述祖所言不过诡辩而已，正如法庭判决书所言，赵秉钧如若未将“应密电本”交与洪，则洪述祖在2月22日函中就应当告诉应夔丞“赵秉钧‘拟将应密电本交来’，惟原函明明谓‘已将应密电本交来’，其为业经取得，无可置辩”。[159]还有，赵秉钧如果未将“应密电本”交洪，何以应夔丞后来给洪所发“应密”电报会有“乞转呈”字样？[160]而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天，洪述祖还曾用“应密”发电给应夔丞，指示“事速进行”。[161]另据《民立报》驻京记者调查，“洪归京后（指洪述祖1月底赴上海调查欢迎国会团真相后返京——引者），与应往来密电甚多，皆用‘应密’二字冠首。洪以不到部也，部中得电辄送其家，当时同事等引以为奇，而未动他疑，事后始明其故”。[162]另外，前引张国淦所记国务院“电务处人言，以后亦未接有上海特别密电”，也与洪述祖2月22日致应函恰好可以相互印证，证明2月22日以后，赵秉钧或程经世确已不再掌握“应密电本”，应夔丞有电也不再“直寄国务院”。
但前述两种收授“应密电本”的说法，内涵却有很大差别。倘若洪述祖所言为真，也就是赵秉钧因担心程经世“不机密”而主动把“应密电本”交与洪述祖“一手经理”，那么，即便2月22日以后赵秉钧不再掌握“应密电本”，他仍有与洪述祖合谋杀宋嫌疑。倘若赵秉钧所言为真，即“应密电本”为洪所借去而未归还，则2月22日以后“应密”电所涉杀宋等事就与赵无关，除非洪述祖主动呈报。因此，两种说法究竟哪种是真，还须加以辨析。
应夔丞是江苏驻沪巡查长，其职责“专在稽查匪情”，[163]属于内务部管辖范围。由前述1月14日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电本的情形可知，赵秉钧对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并不信任，因此才要求应夔丞“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赵”，由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译呈或亲自译电，以免洪述祖借机招摇，同时也说明赵秉钧对程经世是信任的。甚至有人称，程经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