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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该总理交应夔丞国务院“应密电码”一本，系属奉差人员恒有之事，且函嘱其“有电直寄国务院”，尤见事属因公，无可指摘。至洪述祖私用密电哄诱应夔丞，别有诡秘不法行为，实非长官所及料，虽疏于觉察，未能辞咎，惟对于此案之关系该总理，并无只字证据。如因洪述祖系内务部秘书，即谓由该长官主使，将属员杀人犯罪，皆可连坐长官，古今中外，无此法律。且原案未经法庭审判，遽先臆断某某为主犯，苟稍谙法律者，决不为此不根之言。[172]
以上辩解是就洪、应往来所有密电是否曾向赵秉钧呈报统括而言的，赵秉钧一概予以否认，袁亦为赵辩护。但具体来看，2月22日前之“应密”电报，特别是关于对付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和阴谋构陷“孙黄宋”的电报，要么由应夔丞直寄国务院，要么由洪述祖面呈袁世凯，袁、赵均已看到，确凿无疑。2月22日以后，由于“应密电本”已被洪述祖以欺骗手段从赵秉钧手中获得，且洪述祖极力防止应夔丞通电于赵，因此赵不可能知悉洪、应接下来利用“应密”策划杀宋之事。除非洪真的如应夔丞所请向赵“转呈”，但这是不可能之事，一则洪虽为赵之秘书，却非赵之私人，二人关系并不融洽，洪不可能将杀宋这样的机密事情透露于赵；二则赵属国民党籍，与宋关系甚为融洽，构陷“孙黄宋”之事赵尚因非其本意而中途退出，又岂肯变本加厉，将宋杀害？洪若向赵呈报，无异于泄密。
赵也不可能从袁世凯处事先获知洪、应杀宋计划，因如前所论，洪、应杀宋，连袁也不曾料到。退而言之，就算袁欲利用洪、应杀宋，也一定不会事先告赵，这与赵是否为袁之心腹无关，而是因为杀人之事，愈机密愈好，多一人知道不如少一人知道；况且袁很清楚，洪并非赵信任之人，自己欲杀宋，而将所用以杀宋之人，告之与该人关系并不融洽之人，有是理乎？事实上，杀宋只有一个主谋，就是洪述祖，是洪述祖起意杀宋，并先后假借中央“酬勋位”的“虚名”，和“债票特别准”的“实利”，诱使应夔丞付诸实施。其中详情，前已论及。总之，洪、应利用“应密”杀宋，与赵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