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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边幅，深灰色的上衣几个月不换。他身材矮小，戴着圆形的眼镜，宽额头，尖下巴，嘴里习惯性地叼着一个褐色的烟斗。他会七国语言，他才华横溢的演说使学生们为之倾倒。
博古到校后，正值拉狄克讲中国革命运动史的第二部分。他入迷似地听着，又从图书馆资料室里补习了第一部分。从拉狄克提供的大量文件考证里，他首次了解到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惊人的腐败。
那时，博古认为拉狄克的观点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后来才知道，他们在一些政策策略上并不相同。托洛茨基说：“我个人从一开始，即从1923年就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反对接受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拉狄克和季诺维耶夫一起反对我。”
博古那时无法分辨谁对谁错。即使后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也很难说托洛茨基就是对的。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封建残余这个要害问题上，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即使有，也没有重要意义。
在这一点上，博古站在斯大林一边。
拉狄克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使他丢掉了校长的职位。1927年的夏天（博古无法弄清具体时间），拉狄克没有向学生们告别，就丢下未讲完的课程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后来，他才知道拉狄克卷入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权力之争的漩涡中。
那时候，博古大惑不解：共产党内应该允许进行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论，怎么能演化成权力之争？是王明给了他通俗而又深刻的回答：
“没有权力，就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
博古承认，王明比他成熟。
原来的副校长米夫接替了拉狄克。那一年，这位新任的中山大学校长只有二十六岁。
米夫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却不是学者。他的办学作风、办学经验没法跟拉狄克相比，因而在学生中威信不高。他只跟一群俄语流畅的青年学生接触。他很少说笑，一脸严峻，使人莫测高深。
在米夫当任期间，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此时，他唯一值得骄傲的是政治观点正确。他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教授免职，代之以党性虽强却又不学无术的人来当教员，后来的中国名词叫“只红不专”。
博古以他的热情奔放和聪明干练赢得了米夫的喜爱，但王明却以他的成熟赢得了米夫的器重。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