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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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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在一個靠山傍河的小村莊，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從哪裡來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師，和我媽媽一起，把我從家鄉的山河拉進了書本。後來，書本又把我推進了城市。在讀了很多很多書，經歷了很多很多災難之後，我終於驀然醒悟，發現一切文化的終極基準，人間是非的最後衡定，還是要看山河大地。說準確一點，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給予的生存許諾。
根據這個認知，我終於出逃，逃回山河大地。從此，我的腳步再也不會蹈空凌雲，我的文筆再也不會高談闊論，我的思緒再也不會離開蒼原蒼生。但是，這並不只是“返鄉”，而是把廣袤無垠的真實空間當作了自己的家鄉。
讓我高興的是，廣大讀者接受了我。而且，順著我，從書齋文化、官場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靜而低調的生態文化。
生態文化！人們走了多少彎路，終於灰頭土臉、青頭紫臉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領了個頭，常被問到，何以有先見之明？也許，真與我這個“山河之子”的生命原點有關。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書中表述過一個觀點：真正結束中國“文革”災難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國，突然窺得了人類生存的底線。
也就是說，一場天降的自然災害，從根子上否決了人為的政治災害。數十萬生靈的剎時殞滅，使原先陷於極左痴迷的中國驚呆了。
各地慌忙馳援，但貧困之極的大地，能拿得出什麼？當時還有少數人想把“天災”引向“人禍”，繼續在血泊廢墟上鬧點政治話題，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理他們，而是補了一門有關“生存底線”的“天地之課”。我一直認為，那次大地震後不久“文革”結束，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都是這門最原始課程的延續。
唐山大地震發生時，我正隱潛在家鄉的一座山上研讀中華文化經典。因地震，我聯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災時建立的“補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話，一下子摸到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這個過程，我在《中國文脈》一書中曾經寫到。
從此，中華文化的“生存底線”，一直盤桓在我心中。
後來，我也曾系統研究了世界上十四個國家在哲學、美學、藝術學上的種種成就並寫成了好幾本書，獲得了很高的學術聲譽。但很快，又轉回到了我的學術原點：只從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的視角，來探詢中國文化的生存狀態。
正是為了這種探詢，我在二十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