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蘇區瑞金 (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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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博古年紀大些，受的教育也比他全面；洛甫和博古一樣致力於增強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多次表示很蔑視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但是作為負責政府和蘇區工作的中央書記以及閩贛蘇區政府的新領導人，他也逐漸陷入了毛的影響之下，並轉到了他的路線一邊。對此起決定作用的，首先是毛的軍事計劃。顯然他相信這個計劃在中央蘇區的具體情況下是正確的。但洛甫並不因此而放棄他自己的立場，所以，在他作為博古的後任當上中央總書記之後，又多次同毛髮生衝突。到六十年代，毛終於把他徹底趕下了臺。
共產黨領導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靈活的是周恩來。周受過中國的古典教育和歐洲的現代教育，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和國際經驗，有傑出的組織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總是力圖見風使舵，使自己適應環境的變化。在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最高司令時，他曾任黃埔軍校和國民黨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
他在1927年組織了上海起義和南昌起義，但是作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二十年代末也參與或容忍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錯誤。1932年他擔任中央蘇區中央政治局領導人時，把毛澤東排擠出黨和軍隊的領導崗位。現在他支援王明和博古，擁護共產國際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路線。他一直是政治局常委，與此同時又擴大了他在軍隊中的勢力，因為很多指揮員是他當時黃埔軍校的學生。第四次反圍剿軍事上的成就，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望，他把這些成就完全算在自己的功勞簿上。在前敵指揮部和總參謀部合併以後，有關戰事的一切領導權都集中在他的手中。實際上他指揮著全部武裝力量，包括獨立部隊和地方部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底他在一份表格上寫道：1932—1935年曾任中國紅軍總司令。當他在長征中及時覺察到毛澤東佔了上風，於是就毫不猶豫地轉到毛的一邊。我覺得，他至少是在一些方面，違背了自己比較正確的認識，成了毛的忠實親信。
李德的這些觀點，無疑是帶有強烈的好惡、恩怨、得失的個人色彩，是不足為據的，不可能公允，但也不失為一種看法。因為他自己覺得別人對他的評價也不公正。這種以不公對不公的互相攻訐的情緒，是生活中常見的，後人自會比較和辨別，總比只聽一個聲音好。
生活中，人事關係大概是最複雜的，智莫難於知人。博古、李德、項英，在人事安排上花的時間和精力也最多。
“外舉不棄仇，內舉不避親。”話是好話，實際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