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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头脑中久久萦绕的迷茫之感，薄雾似地散开了。共产国际框定的战略目标：首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就是悲剧的根本原因，遵从这个战略目标的措施不可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如果在这里，花过多的笔墨去展示会议的场景气氛和争议的过程，似乎没有必要。争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是不是改变原定计划，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
但这时只是绕道，并未转兵，“最高三人团”并未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七天之后到达黎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走向新的方向。但通道会议却是黎平会议的前奏曲。
博古和李德认为这些堡垒线是可以绕过的，而敌人的追剿部队可以让他们超越红军而过。红军可以突然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的计划并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诱人之处。
“绕过敌人堡垒线，把追击之敌让过去，这不正符合运动战，与敌人绕圈子的法则吗？”李德在会议上表现出极端的愤慨：“一会儿批评说：你是逃跑主义，你是避战主义，真正要和湘军大干一下了，反而又不对了，那么向贵州进军，是不是更是避战主义、逃跑主义呢？”
与会者瞠目而视。
李德又说：“目前我军是疲惫之师，很需要立足之地以求休整，目前我军兵力单薄，需要与二、六军团合力拒敌，合则两利，分则两损。湘江之战，是受了巨大损失，不能因此我们就都是错的了！”
这里，毛泽东和李德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假定：毛泽东认定会失败；李德认定会胜利。
然而历史只给人们作出一个答案：非此即彼。
在这个答案未作出之前，很难说向贵州进军就是绝对的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就是绝对的坏！
即便后来证明向贵州进军取得了胜利，仍然不能证明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就会失败，也可能取得比向贵州进军大得多的胜利！
在这个会上，有人想得更远：如果暂时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师，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会师——到川陕与四方军的会师呢？
作战局又向会议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目前态势。
在当时来看，这个设想是极不现实的，从湘南到川陕，是名副其实的万水千山，比与二、六军团会合，要难上十倍。那就等于说：既然我们跳不过三米宽的水沟，那就跳条十米宽的小河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