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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全部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乌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做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是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病床上，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1934年11月25日夜，是个普通的夜晚，微雨潇潇，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