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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地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做法……”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好像把它忘了似的，抑制住狂烈的怨愤，尽量平静地反驳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忍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即使因此获得不执行命令的罪名，也不能拿着战士的无谓牺牲去机械地执行！比如……”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的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这些指责，出发点都是放在假设的、臆想的基础上，简直不可理喻。一种极端政策的推行，可以造成许多人的畸形心理。就像一辆从陡坡上向下滚动的车，它冲决一切障碍，以加速度的冲力向下滑行。先要你打下一两个中心城市，再让你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再让你把胜利旗帜插遍全国……再让你几十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挟五洲，揽全球。梦魔似的狂热，梦呓似的谵语，直到撞崖落谷车裂轮飞噩梦始醒。
那时共产国际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威望可以造成盲从。威望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光明的峰巅。威望是个坏东西，它可以把你引向黑暗的深渊。
周恩来深深知道，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主要是毛泽东和他本人）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判。他还不太相信（尽管他隐隐意识到了）以他的拒不执行指示为借口，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这种可能性，在他心上投下难以言喻的阴影。他要尽最大努力，不使这种局面出现。这时，他看了毛泽东一眼，只见他脸色蜡黄，两腮微抖，反映出内心深处被强抑着的感情风暴。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
“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太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却固执地认为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因而也就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这种印象，来自项英的历史优越感。他认为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