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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他的办事处，在他养伤期间，我可以兼管，党政统一嘛！”项英似乎权衡了陈毅任办事处主任的利弊，“这人也有长处……不喜欢抓权，这一点，也有点像周恩来。至于右倾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领导之下……”
博古把项英的话翻译给李德，李德首肯赞同，然后说：“这次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是争取战略主动的根本措施，四方面军远征川陕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并取得了大的发展就是证明：鄂豫皖并没有丢！这不是失败，而是胜利，旧的保持了，新的诞生了……”
这种警句式的论点，李德等待博古给他翻译之后再向下讲，以便加强项英的印象。
“我们把你留在中央苏区，就是考虑到坚持苏区斗争的艰巨性，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坚强的负责人来领导……博古同志和我都认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无疑，这是一项重托。今后，举世闻名的中央苏区，便是他项英展示宏图大略的舞台了。
项英对共产国际绝对忠诚。在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中，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所谓知遇之恩，将长期发挥着潜在的不易察觉的作用。
博古与李德深知这一点。按理说，苏区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创业奠基者毛泽东来担任，可是，临时中央对毛泽东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怀有戒心。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要的是忠诚的绝对服从，而不是独立自主精神。
“考虑到你的精力，”博古补充说，“贺昌同志可以作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项英沉思了良久，认为贺昌听他的话，能与他合得来，便无异议地接受了。
项英的工作作风既有突出长处也有突出短处：他严谨，严谨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奋，事无巨细，一概付出全部的热情；他忠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视若神圣；他坚定，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标。
这种性格，在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陈毅暂时不能工作，项英并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权。一个人干起来可以运用自如，指挥顺畅，省得别人来干扰。大权独揽，是件痛快的事。
“李德同志，我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项英又翻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由中央局指挥的只有二十四师，另外还有第三、第七、第十一，三个独立团，战斗力都比较弱，承担保卫苏区的任务，显然十分困难！”博古翻译给李德，李德也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