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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强烈地关切着无产阶级事业，当然也就更关心人事安排与未来的命运。
毛泽东这个人就更值得警惕了！他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一脑子封建农民意识，他讽刺马列主义者为言必称希腊，可是，他是言必引古书。所以他向往权力，他城府很深，一肚子农民式的精明。
项英在大军将行万事待理的时刻，竟这样详尽地介绍毛泽东，是很不寻常的。
“我一到苏区，就碰上了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这人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右倾，可是处理富田事变却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肃反整掉那些反对他的人嘛……”
李德在三十九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用“据说……”方式，引用了项英的这一观点，同时，他也写出了周恩来与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周恩来称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是“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则直率地称之为“党派斗争”……
显然，周、项对肃反的评价是有质的差异：前者是肃反的扩大化；而后者却是排除异己的行动。
事物的复杂，还在于同是一个提议，出自内心的动机却极不相同。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志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是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他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来是不同意的，可是后来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
“所以带他西征，”博古对项英说，“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博古说到这里已经是触及到很深的层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好还是带他西征好是颇费掂量的。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愿中央苏区重新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所以他们选择了项英。“让安泰离开大地”，把毛泽东从党、政、军方面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认为在中央苏区贯彻国际路线，主要阻力来源于毛泽东和他在军内外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特点作过充分的研究，这些研究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都进行过。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这里我想插一段我对他们的观察和判断。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很粗浅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难免同以后的印象交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