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轩尼斯小姐的最后告白（第二次尝试）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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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夏末。戴维二十一岁。
他已经去过湖区回来了。
一周过去，没有探望。没有电话。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又背包上路了。我问过你一次。我说：“戴维怎么样？”你对着手皱眉头，说：“不错。不错。”
一个傍晚，走廊里的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时，听到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有人在试图赶时间把硬币塞进公用电话里。大概半小时后，前门响起一阵吵闹的拳头砸门声。他似乎想踢门而入。我得承认，我不想见到戴维。上班忙了一天，我很累。我并不是在试图给我那晚的作为找借口。我只是在非常努力地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咚咚的响声又来了。我扭动锁孔里的钥匙，拉开前门。
戴维瘦了更多，但让我震惊的是他的头发。他把头发剪得那么短，看起来就好像被人袭击过一样。看起来很疼。有鲜红的切口，是剃刀划破头皮留下的。我说，见到他真好。我在试图保持礼貌，让谈话留在安全区域。他问能不能进屋说话。
戴维的手在抖。他有一个金酒瓶子，但几乎拿不住。我从他手上拿过瓶子。已空了一半。
等戴维踉跄地来到走廊的灯光下，我才注意到他的眼睛有多糟糕，那么红肿酸胀，眼周围的皮肤都像有轻微的瘀伤。他一定哭了很久。“现在我能不能拿回我的瓶子了？”他说。
那一晚的大多数时间他都非常安静，几乎悄无声息，像一个支支吾吾的人。他坐在暖气旁的扶手椅里，没有脱掉外套，而是缩在里面。他说，他希望参军，因此理了个发。看起来不像那么回事。他连直线都走不了。
戴维告诉我，他从医生那里开了一些药。那种医生？我问。嗯，他说。那种医生。他告诉我别盯着他看，让他毛骨悚然，我说我只是放心了，仅此而已。我很高兴他去看医生了。
我一度在谈论音乐——我刚从图书馆借来珀塞尔的专辑唱片——他说：“你介意我现在吃药吗？我抑郁了。”他说起抑郁，那样轻描淡写的方式，让它听起来就像一场感冒。他问我了不了解抑郁，我说，嗯，有时我也会情绪低落。每个人都会，我告诉他。我吃药吗？他问。
“没有，”我说，“我的情况不是那样的。”我试图保护自己，不想让他逼得太近。实际上，我从来不需要吃药。每个人的接线方式都不同。有时我觉得，抑郁一定像你脑海里的一支舞，如果你知道那支舞的话，随便什么都能触发它。
戴维从外套口袋里拽出三个药瓶。他读出标签，告诉我它们都是做什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