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秉钧自辩电函及与记者谈话 (第3/4页)
尚小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快眼看书www.kyks.tw),接着再看更方便。
。[82]又有报道说,传票到京后,“赵秉钧挈其秘书程经世同诣袁世凯,会商抗传到案、嫁罪他人办法,密谈甚久”。[83]还有报道说“赵秉钧自闻上海地方检察厅出票传提后,异常惶恐,常咄咄自语,谓‘不意我落得如此下场’”,“经总统府某秘书献计,决意抗传不到,即由某代拟通电稿,略谓:洪、应函中有诬捏克强拨抵公债语,以其影戤伟人,藉词招摇,世人无信之者。牵引赵秉钧亦与此同。黄无嫌疑,秉钧何独不然?现居京养疴,到沪甚危险,殊无赴厅投案必要云云”。[84]这些报道多在赵秉钧“真电”发出后出现,其情节多为电报内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此事非常重视。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真电”底稿的发现,恰好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底稿后有“五月十日清”“已缮送呈”字样,说明此电最终由袁世凯定稿。由该底稿笔迹也可看出,袁世凯的确亲笔对电文进行了多处修改。将该底稿与最终发出之“真电”字句比较,可发现二者差别甚大,透过这些字句差别,我们将会看到袁、赵二人在应对出庭对质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虑,并可由此注意到袁、赵关系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宋案研究中,有关赵秉钧的关键资料最为缺乏,“勘”“真”二电底稿的发现,虽然不能直接揭开宋教仁被刺之谜,但对于推进宋案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其最主要之价值在于促使研究者严肃、认真、细致地探究赵秉钧和袁世凯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将赵秉钧视为袁世凯的亲信,从而将二人共同视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其实,赵秉钧即便为袁世凯之心腹,也不能由此便得出其为杀宋嫌疑人的必然性认识。要判断赵秉钧在宋案中究竟扮演怎样一个角色,必须结合宋案基本史料,对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袁、赵在政府中的地位不同,与宋案关联程度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处理宋案问题上的想法不可能完全相同。在二人关系中,袁世凯无疑是强势一方,这就使赵秉钧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思来应对宋案。“勘”“真”二电底稿的发现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这就提醒我们,对赵秉钧公开发表的“勘”“真”二电一类的辩驳文字,不能只做单纯字面的理解,而应细致辨析其中何者为其真实意思之表达,何者为其言不由衷之发露,如此方能把握一个真实的赵秉钧。
除通电自辩外,赵秉钧在宋案发生后,还曾于4月12日及29日在私邸分别接受北京《民立报》《新纪元报》记者访谈,又于5月初发表《赵秉钧为宋案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