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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領袖聲譽，從而達到打擊國民黨的目的，而洪、應則可藉機向政府索取一筆鉅款。洪述祖知道，採取這樣的“激烈舉動”，或做這樣的“激烈文章”，是不可告人之事，因此在2月1日函末特別叮囑應夔丞“閱後付丙”。[82]由“冬電”來看，應夔丞計劃這樣做的理由，是“東電所陳兩綱，其一已有把握，慮被利用”，也就是說擔心操弄憲法起草之舉反被國民黨方面利用，因此，為保險起見，已向日本購買“孫黃宋劣史”等，輯印10萬冊，擬從橫濱發行，以損毀國民黨領袖聲譽，鞏固政府方面支持者。應夔丞後來解釋說，這樣做是因為他看到國民黨影響越來越大，自己“無力防阻黨人”，因此欲“藉毀損其名譽，以杜一般社會之盲從，稍阻危機於一發”。[83]洪述祖則說，這樣做“不過欲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去之，以破其黨派專制之鬼蜮而已”。[84]但這樣一來，洪、應對付國民黨人的手法和內容就再次發生變化，由“文字鼓吹”與“金錢聯合”操弄憲法起草，轉為蒐集所謂“劣史”，直接構陷國民黨領袖人物。
為了讓政府相信這樣做有其必要性，應夔丞在“冬電”中不惜虛構、誇大事實，乃至以危言聳動政府。比如，電文首句以“孫、黃、黎、宋運動極烈”一語，來描述當時這幾人“運動”正式大總統選舉的嚴峻形勢，但實際上黎元洪根本無意競選正式大總統。早在1912年8月，德國《柏林日報》駐北京記者薩決曼就曾問黎元洪：“來歲正式政府成立，誰人將為大總統？副總統亦有意於此乎？”黎曰：“否。餘不願為大總統。餘軍人也，餘願仍服舊職，此人所望於餘，餘自忖亦能勉強承乏。至大總統一職，餘友袁君將實膺之，餘將竭餘之全力以助。”[85]孫中山也早就表示自己無意競選正式大總統。就在“冬電”發出前幾天，即1月29日，孫中山在接見日本駐滬人員宗方小太郎時，還表示自己“斷不肯擔任總統”，又表示：“餘個人相信，袁乃最穩妥之人物，故第一期總統以舉彼為得策。”[86]在電末，應夔丞更以危詞聳動政府，稱：“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另外，電文謂“民黨忽主舉宋任總理”，同樣與事實不符。實際上，宋教仁自1912年末以來就一直在湖南老家，直到1913年1月20日，方電告章士釗，將於1月21日到武漢。[87]而黃興恰在宋教仁到武漢之前，辭去湖北鐵路督辦之職，緊接著就去了上海。[88]2月13日，宋教仁從武漢到達上海，這時孫中山已經到了日本。應夔丞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