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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生當時，袁世凱就已經可以很純熟地使用這一手法了。一方面以強力壓制國民黨批評政府的聲音，另一方面不斷在幕後製造輿論，攻擊國民黨人，或借“國民黨某君”名義，或借北軍中“某軍官”名義，或借“某西報”名義；或代表政界，或代表軍界，或代表商界。於是，袁世凱及其政府就被樹為“民意”代表，而國民黨則被描畫成一群破壞建設、分裂南北，企圖發動“二次革命”的暴民。《民立報》曾專門揭露政府以“險惡手段”，“造作種種蜚語，以惑聽聞而亂是非”，導致“淺識之徒，被其矇蔽，民不安枕，商賈裹足”，“然常人習焉不察，反以政府之倒行逆施為是，以國民黨之力伸公義為非”。其目的就是要將國民黨樹為靶子，“逞其殺伐之野心，以一網打盡民黨”。[200]孫中山後來總結“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時，後悔在宋教仁被刺後人心激奮的情況下沒有立即起兵討袁，使得袁世凱得有機會“收買議員，收買軍隊，收買報館，以推翻輿論”，[201]可謂血的教訓。可見，所謂“民心”“民意”，是不能夠僅僅看輿論宣傳的，尤其不能僅僅看強者一方的宣傳。我們當然不否認，經過辛亥革命之後“民心思安”，但當我們做出“二次革命”違背民意、不得民心這樣的判斷的時候，其中實際潛藏著危險，有些過於簡單化了。
當袁世凱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決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國民黨人，在軍事上緊逼國民黨人，在輿論上刻意把國民黨塑造成敵人的時候，也就把國民黨逼到了死角，由於無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徑，“二次革命”爆發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評國民黨“為了一個刑事案件”，“開啟了辛亥革命後用武力解決政爭的先河，而且在國民黨帶領下愈演愈烈，中國政治以此為起點走上歪路”。[202]還有人認為：“革命黨人雖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實際上或者說客觀上破壞了這種制度，採取革命的方式、武裝鬥爭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違背了人們的意願，破壞了和平建設國家的路徑。”[203]持這樣看法的人顯然忘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二次革命”實際上是一場被迫發起的革命，從主觀上講，國民黨根本沒有破壞民主共和的意圖，恰相反，發動革命的目的，是要反抗袁世凱的獨裁統治，是要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因為袁世凱在民主共和制度下的一些作為，實際上是與這一制度相背離的，任其發展，必成大患。正如李劍農在論及“二次革命”時所說：
當時的人心，一般說是“厭亂”，其實所以厭亂，還是因為“並不知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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