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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主要稅收來源是田賦和口賦，皇帝家還有山海池澤稅之類的。
咱們的胡亥對於人頭稅在歷史上的弊病一直很警惕，雖然秦末漢初還沒有大的門閥，隱匿人口逃稅並沒有出現，但打一個好基礎是很重要的，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和清朝雍正皇帝攤丁入畝都費了很大力氣，現在自己做皇帝，門閥未興，在農耕時代，還是以田土定稅弊病最少。
胡亥將皇家少府專收的山海池澤稅也丟給計賦府，統一取租賦，統籌使用，皇帝按比例用錢，這對皇家支出也是一種限制。胡亥詔令凡是涉及皇室的支出都由少府收入部分支付，涉及皇室工程所用徭役的供糧也是少府支付，這就限制了皇帝大手大腳耗費國財和民力。這不，胡亥就以這個限制為由，要少府將給自己修陵的事情做計劃，分步分期進行，使得建陵墓徵發的徭役也控制在一定規模以下。
當然了，在這個時代王權/皇權至上，皇帝下個詔，這種規矩就不如廢簡。胡亥想的是自己盡力約束自己，讓這個規矩成為“祖宗成法”，後面的皇帝們想要破壞時，大臣也有個說法來進諫。
由曹參主導試行的深耕和多季種植上一年已經見到一定成效，春天來了，也可以更大範圍的鋪開了。現在既然關中暫時不打仗，將一批軍卒放歸家園田間，關中巴蜀的收成必會有可觀的增長。今年九原的降卒屯田估算上已經可以供給秦銳邊軍糧秣……
真是一個很光明的年份。
李斯曾在陳勝吳廣起義之前說，當時的糧秣輜重供給，可供兩年之用。現在二年多的仗打下來，曹參盤盤庫底，發現還夠四十萬大軍再打一年仗。是李斯當時的說法太悲觀了？其實不然，之所以還有一年的餘力，是因為胡亥縮減宮用加上九原屯田和小範圍農耕改革的結果。
因糧產未達到胡亥的想法，所以鼓勵興商也沒有全面鋪開，但就這樣，相關的商稅收入也初見規模了。
如此的結果，讓公卿們對皇帝的奇思怪想更多了一些信任。
現在，皇帝提出軍費佔國庫支出比例問題要公卿們去考慮，公卿們的腦子又需要扭轉一次。
胡亥的意思是，突發戰爭誰也沒法控制，因此倉廩存糧當然需要一個保底的數量。除卻這個因素外，每年需要對軍費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比例，然後其他收入就能用在鼓勵匠作、發展農耕技法、修造道路溝渠等方面，促進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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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戰必亡，忘戰必危。”胡亥說道：“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