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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目標,且腳踏實地向著目標前進，時光的流逝便顯得如此匆匆。
不知不覺春光已逝，仲夏到來。
一面隨夫子學習四書,一面透過學海垂釣知識，謝拾一身學識日漸深厚，帶著嬰兒肥的小臉上，一雙黑亮的眸子湛湛有神。一眼瞧去,若非身上的粗布衣衫太過樸素，倒像是書香門第出來的小公子。
讀書可以養氣,此言分毫不虛。
早學隨徐夫子學過“四書”,午學便該學習經、史、歷、算。
這一日,恰好輪到徐夫子講《詩》、《書》、《禮》、《易》、《春秋》五經。
相較於“四書”一本一本按順序來,融會貫通上一本再講吓一本，徐夫子講“五經”時卻是先讓學生們對這五本書都有粗淺的瞭解,而後再一一進行講授。
這卻與大齊的科舉制度有關。
本朝科舉取士規定：所取之士應精通四書、本經,通曉文史、論、策、詔、誥、章、表及當代律判與典章制度。［1］
“四書”指的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故而“四書”皆要精通，不可或缺。而“本經”,指的卻是在《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中任擇其一，作為自身主修的本經，做到精通。其餘四經卻不必如此。
——換句話說,學子習“四書”耗費的精力大致相當。學習“五經”時卻該有所側重。主要精力大都用於研讀精通“本經”,其餘四經熟讀通曉就很是不錯了。
既然如此，徐夫子自也不會拿學習“四書”的程度來要求大家學習“五經”。一旦弟子們選擇了本經,側重必有不同。
譬如徐夫子所掌握的本經是《春秋》，講解《春秋》最是得心應手。同樣以《春秋》為本經的弟子隨他學習自是如魚得水。
不打算以《春秋》為本經的弟子卻也不必擔憂。畢竟現階段他們連童生都不是，以徐夫子的學識,傳授幾名蒙童“五經”綽綽有餘。
除非將來弟子們更進一步，欲在各自本經上取得更深的造詣，到那時或許便得另擇良師。
於是，徐夫子講《詩》：“不學詩，無以言。［2］”
講《書》：“《書》者，政事之紀也［3］，載堯以後君王之言論。”
講《禮》：“《禮記》者，釋《儀禮》之書，須與《儀禮》合讀。［4］”
講《易》：“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