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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在一家小工廠洗鐵皮。那麼冷的天還赤著腳，渾身上下都被水澆溼了。幾元錢，就是這麼掙來的。
前幾天，媽媽已經失去知覺，我坐在病床邊長時間地握著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閃電，記起了那年她貼著兩元錢紙幣握住我手掌時的溫熱。還是這個手掌，現在握在我手上。然後，我又急急地去撫摸她的腳，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鐵皮，讓我今天還打了個寒顫。
媽媽的手，媽媽的腳，我們永遠的生命支架。難道，這些天要漸漸地冷卻了嗎？
我一動媽媽的手腳，她肩頭的被子就有點滑落，馬蘭趕忙去整理。肩頭，媽媽的肩頭，更是我家的風雨山脊。
有關媽媽肩頭的記憶，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寫過，“文革”中有一次我從農場回家，吃驚地看到一張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動移位。細看之下才發現媽媽一個人鑽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馱桌子。家裡的人，有的被關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沒有一雙手來幫她一把，她只能這樣。
“文革”結束後，公道迴歸，被害的家人均獲平反，我也被選拔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但是，不管聲名如何顯赫，我的衣食負擔還是落在媽媽肩上。直到今天，集體宿舍的老鄰居們還都記得，我媽媽每隔幾天就肩背一個灰色的食物袋來為我做飯，後面還跟著爸爸。
現在，很多當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個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搶著出版我那時寫的學術著作。但是隻有我知道，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蒼老的肩膀扛著，直到馬蘭的出現。
說到這裡，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媽媽一生的微笑和靦腆，絕不是害怕、躲避、無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種特殊的強大。
媽媽讓我懂得，天地間有另一種語言。記得當年爸爸單位的“革命群眾”每隔幾天就會來威脅媽媽，說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黨罪行”就會“死無葬身之地”。媽媽每次都低頭聽著，從不反駁一句，心裡只想著下一頓飯能找一些什麼來給孩子們吃。後來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媽媽陪著祖母去料理後事，當地的“革命群眾”又在一旁厲聲訓斥，媽媽只是捧著骨灰盒低頭沉默，隨便他們說什麼。
幾十年過去，現在我們都知道了，媽媽的沉默是對的。那些“革命群眾”不值得辯論。一辯論就進入他們的邏輯系統，必定上當。媽媽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為天道天理讓出位置，才能為歷史裁判留下空間。
媽媽心中的天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