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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北京的幾家報刊牽頭，發起了一場對現行語文教育的聲討。說"聲討"似乎激烈了點，那就改成"討論"吧。這場討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很多可以說是義憤填膺的文章紛紛見諸報端，而且，據說這些文章已經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
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時，因為家庭出身中農，也由於我敢於跟那些當了紅衛兵頭子的老師對抗，所以，小學還沒畢業就被趕出了校門。後來到了部隊，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後，才考進一所部隊藝術院校學習。我沒有進過一天中學課堂，對現在的中學語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個正在讀中學的女兒，她經常來問我一些語文方面的問題。她可能以為當了作家的父親解答幾個中學語文方面的問題不成問題，但面對著她的問題，我從來沒給過她一個肯定的回答。我總是含含糊糊地談談我的看法，然後要她去問老師並且一定要以老師的說法為準。我的不自信是因為我沒按部就班地念中學，骨子裡深藏著自卑。但讀了那些受過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語文的人寫的文章，才知道他們的境遇與我差不多，心裡多多少少地得了一點安慰。
認真地讀了那些討論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兒的語文課本，我感到，我們現在的語文教育，從教材的選定到教學的目的，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自滿自足的體系，要徹底改變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對我們幾十年基本不變的教材提出批評，其實，教材僅僅是教育目的的產物，也就是說，有什麼樣的教育目的，就有什麼樣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們的教育目的是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後，隨著政治形式的變化和發展，換了一些提法，但骨子裡還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幾個編審教材的書生能夠決定的。我看到了那個編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發言，知道他們有難言之隱。正因為國家的教育目的帶有如此強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編出這樣的教材。就是這樣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還給徹底地否定了，因為它還不夠"紅"，還不夠"無產階級"，那就只學《毛主席語錄》。我在小學學習五年，有兩年就是把一本大開本的《毛主席語錄》當了語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又把"文化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