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導論 (第1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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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中，充當他們在議會的代言人，這時，工業家的代言人為了報復，公佈了一份屬於該伯爵所有的幾個村莊農業短工的工資統計材料見第1卷第23章第5節e：《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這份統計材料清楚地指出了，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過是他的租地人替他從農業工人的工資中掠奪而來的。這個統計材料的公佈之所以有意思，還因為其中包含的事實，可以大膽地和1814年、1815年調查委員會所揭露的最壞的事實相媲美。當情況迫使農業短工的工資暫時提高時，租地農場主就立即叫嚷說，要把工資提高到其他產業部門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時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並且必然會使他們破產。因此，這裡麵包含著這樣的自供：租地農場主以地租的名義，剋扣一部分工資交給土地所有者。例如，1849—1859年，英格蘭農業工人的工資由於下面的一系列有決定意義的情況而提高了：愛爾蘭的人口外流斷絕了從該地來的農業工人的供給；工廠工業異常大量地吸收農業人口；戰爭需要兵員；異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國加利福尼亞，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這裡詳細論述的原因。同時，除了1854—1856年歉收以外，這個期間的穀物平均價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農場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個別情況下，他們達到了目的。但是總的說來，他們的這個要求並沒有成功。他們只好設法降低生產費用，如大量採用蒸汽發動機和新機器，這些機器，一方面代替了馬，把馬從經營上排擠出去，另一方面也把農業短工遊離出來，造成了一個人為的過剩人口，並由此引起工資的再度下降。這十年來，儘管和總人口的增長相比，農業人口普遍地相對減少了，儘管某些純農業區的農業人口絕對減少了，但上述情況還是發生了。1865年10月12日，當時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福塞特1884年在郵政總長的任內去世，在社會科學會議上也說過：
“農業短工開始向國外遷移，租地農場主開始抱怨說他們將無力象往常那樣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為向國外移民使勞動變得更貴了。”
因此，在這裡，高地租和低工資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價格的水平取決於這個使地租增加的情況，土地價值的提高和勞動的貶值就是一回事，土地價格的昂貴和勞動價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國的情況也是這樣。
“租價上漲了，因為麵包、葡萄酒、肉類、蔬菜和水果的價格上漲了，而勞動的價格卻保持不變。如果老人們檢視一下他們父輩的賬
